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
　　“我反对制定决定论,更加注重人的作用和价值,更加注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方朝晖介绍,本书试图揭示儒家一整套治道思想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特别是它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深厚土壤,这有助于解开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原理在中国文化中产生及长盛不衰的秘密根源。研究方法方面,则是“思想史”的,即解释而不是倡导,理解而不是建构,发现而不是创造。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灵魂是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建构或制造。
　　“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有弄清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才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本书中,方朝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预设,即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并认为其已有长达至少三千年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三个预设揭示了儒家治道依赖文化心理土壤,而非单纯制度设计。按照本书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秘密,特别是儒家治道的主要原理,以及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原因,均可从中国文化的这三个基本预设得到解释。
儒家经世与齐鲁古道
　　方朝晖主张“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儒家看儒家”,以尽可能从旁观者的视角把问题讲清楚,把几千年中国思想说清楚。“儒家文化在与道家、法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碰撞中,能够长盛不衰,归其根本儒家具备完整、丰富的思想体系,并在根本上适应中国文化的心理问题,并且,相对于国外的思想、制度,儒家更适应国人心理。因此我们决不能照搬国外制度。”方朝晖说。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引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分析中国社会方面,一再发生错位和失误,这是否因为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性,及以此为基础的整合之道,因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也许,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方朝晖说。
　　《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并非朝夕成书,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有着近30年的跨度。
　　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齐金江评价,该书按照时间轴线,总结了距今3000年至2500年前的历史经验教训,该时间段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不断发展成熟的时期。“从周公到孔子、孟子、荀子,再到汉代独尊儒术,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繁荣,治世中展现着儒家的智慧。”齐金江说。
　　“另一方面,本书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带动文旅发展的新范式,对济宁文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齐金江表示,除时间轴线外,儒家文化中还有一条地理轴线,即涉及曲阜、泗水、博山、临淄等地的齐鲁古道。两条轴线的结合,有利于将深奥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易于接受的文旅文化相结合,推动齐鲁文化的繁荣和文旅事业的发展。
　　陈丹　通讯员　孔勇　济宁报道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泰山学者方朝晖,发布了新书《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该书运用思想史方法、借用文化心理学理论来尝试重新解读儒家思想,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书中不仅有中外横向的比较,而且有古今纵向的比较,和当今的主要社会性问题紧密结合。该书是方朝晖在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岗位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孔子研究院科研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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