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竹如(1905-1942),山东利津庄科村人,是鲁北地区最早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先驱。1927年,这位来自黄河三角洲的热血青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齐鲁大地播撒红色火种。作为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他以笔为枪,在宣传战线上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1942年深秋,在惨烈的对崮峪突围战中,这位37岁的文化战士血染沂蒙,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徐向前元帅曾高度评价:“李竹如同志是我党宣传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作为《大众日报》社史上职级最高的烈士,他那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至今仍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芒,彰显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李俊三

艰苦训练磨砺坚韧意志
　　天刚蒙蒙亮,利津黄河大堤上的晨雾还未散尽,一个身影已踏着露水启程。少年李竹如的双腿被沙袋牢牢缚住,每一步都带着沉甸甸的拖拽感,却丝毫不减他前行的坚定。无论数九寒冬里冰凌结满裤脚,还是三伏酷暑中汗水浸透衣衫,这条蜿蜒的大堤总能见证他的足迹——或向东北迎着朝阳,或向西南追着晨曦,跑出三五里路再折返,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沙袋的重量是他给自己设下的挑战。从最初几斤的轻微负重,到后来逐渐加码,每增加一斤都意味着成倍的付出,最终竟达到了惊人的25斤。寒来暑往间,沙袋的勒痕印在腿上,也把坚韧刻进了骨血；无数个日夜的腾跃奔跑,让肌肉形成本能记忆,更让毅力在反复磨砺中越发纯粹。
　　训练场上的他,总能引来旁人惊叹的目光。只见他双腿微曲,膝盖处的肌肉瞬间绷紧如满月弓弦,积蓄的力量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躯体。紧接着猛地发力,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向上跃起——身姿轻盈时,像猿猴在密林中舒展腾挪,于枝丫间自在穿梭；体态灵动处,似燕子划破天际,翅膀掠过时带起翩然弧线；落地刹那又如蜻蜓点水,脚尖轻触地面便稳稳立定,只留下转瞬即逝的轻颤,优雅得不留痕迹。每一次摆臂、屈膝、腾空、落地,都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将飞檐走壁的绝妙功夫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看得屏息凝神,叹为观止。
　　长期苦修让李竹如的身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寻常人家的房顶于他而言如履平地:无需梯子辅助,只需脚尖轻蹬窗台,借势纵身一跃,便能稳稳攀住屋檐,动作干净利落,不带半分拖泥带水。即便是面对更高的土屋,他也自有巧法——取一根木棍撑地借力,手脚并用间已轻松翻身上房,那份敏捷与力量的完美融合,看得人直呼精彩。这一身过硬的身手,从来不是天生的禀赋,而是无数个清晨的坚持、千百次跳跃的积累,更是他骨子里那份坚韧意志与顽强毅力的生动写照。
　　江湖中流传着一门奇功——拍水功,亦被称作“武林秘传铁掌功”。这门功夫看似寻常,实则暗藏玄机,全凭日复一日的水磨功夫练就掌心真力。
　　修习之初,李竹如寻一口厚实水缸或结实木桶,将其稳稳置于平整地面,注满清水,直至水面与缸口齐平,微风拂过便泛起细密涟漪。练功者凝神静气,于缸前扎稳马步,双腿如磐石般钉在地上,腰腹下沉,气沉丹田。待心神全然凝聚,猛地抬掌,五指向内微收,掌风带着一股刚劲迅猛拍向水面,“啪”的一声脆响过后,水花四溅如碎玉纷飞。
　　这般拍打日复一日从不间断。缸中清水在掌力反复冲击下日渐减少,待水面降至缸底,便重新添满继续练习。手掌与水面的碰撞从生涩到纯熟,掌心由泛红刺痛到渐生老茧,每一次起落都在积攒着掌力的底蕴。直到某一日,当手掌从水面抬起的刹那,缸中清水竟如受无形之力牵引,顺着掌势汹涌上扬,形成一道短暂的水幕——这便是功力初成的征兆,意味着掌心已能凝聚起强劲的爆发力。
“天窗”里的真相与力量
　　1936年的深秋,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变革的风暴。9月,进步作家丁玲在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后,终于挣脱牢笼逃离南京,历经辗转,于11月抵达陕北,成为第一个奔赴延安的文人。毛泽东听闻她的到来,挥笔写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赞誉,寥寥数字道尽丁玲的勇气与蜕变。
　　然而,光明的脚步总伴随着阴影的追逐。丁玲奔赴延安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特务为掩盖其独裁统治的黑暗,开始编造一系列恶毒谎言,对她进行无端污蔑与抹黑。一时间,流言在上海文艺界弥漫,无数关心丁玲的文艺界人士对她冲破桎梏、投身革命的选择满怀敬佩,也为她的安危揪心,整个文坛都在焦灼地等待着真相的到来。
　　1937年5月19日,《文化报》本欲发表一篇纪实文章,真实呈现丁玲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让读者看到她脱离囚笼后的真实境遇。但这篇承载着真相的文章,却遭到了报检当局的蛮横禁止。在舆论被钳制的困境中,李竹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文化报》上大胆开了一个“天窗”,仅在空白处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丁玲胖了”。
　　这看似平淡的四个字,却如同一道穿透乌云的微光,蕴含着千钧之力。熟悉丁玲的读者瞬间便能读懂其中深意:“胖了”意味着她不再是囚笼中憔悴的囚徒,而是在延安获得了安稳与滋养,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短短四字,无声地驳斥了特务的谎言,更向外界传递出延安的生机与希望。对于那些渴望光明、准备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而言,这四个字不啻为一剂强心针,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事实上,在此之前,《文化报》已顶住压力,连续发表十余篇关于丁玲的报道。这些文字如涓涓细流,一点点勾勒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延安,也让读者看到一个在革命热土上重新绽放光彩的丁玲。而“丁玲胖了”这四个字,更是将这份生机与希望浓缩成最朴素的宣言,在无声处胜过千言万语,成为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用智慧与勇气守护真相的生动写照。
烽火中的“文化纸”传奇
　　1940年1月,寒风裹挟着战争的阴霾,《大众日报》管委会副主任仲星凯找到李竹如:“印刷厂油墨纸张告急,咋办?”李竹如目光坚定:“星凯同志,物资困难终能克服,发展生产才是根本。你先与部门研究方案,我们一起解决。”
　　面对封锁,李竹如把目光投向寻常的有光纸——这种日常用纸敌人查禁较松,却从未有人用来印报。“前人没做过,我们就闯出一条路!”他与工人并肩攻关,在一次次试验中摸索门道。终于,第一张用有光纸印出的报纸诞生了,但难题接踵而至:有光纸仅正面光滑吃墨,反面粗糙发毛,油墨少则字迹残缺,多则渗墨成斑,只能单面分印成两张,发行时常漏版错配。
　　“困难面前没有退路!”大家集思广益,为解决油墨渗透问题,反复调整机器压力与墨量；为让反面清晰印字,工人们吃睡在机器旁,熬红双眼、消瘦脸庞也毫不在意。无数次失败后,两面印刷的奇迹终于实现,在中外新闻印刷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李竹如并未止步。他带领工人就地取材,用桑树皮、麦秸作原料,造出了粗厚却坚韧的土新闻纸。虽光度、拉力欠佳,却成了烽火中传递真理的载体。《大众日报》与山东分局的重要文件都印在这种纸上,大家饱含深情地为它取名“文化纸”。这张浸润着智慧与汗水的纸张,不仅缓解了物资困境,更在硝烟中撑起了一片文化的晴空,见证着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开创新局的坚韧与担当。
“三样咸菜”里的生活智慧
　　烽火岁月里,物质匮乏如影随形,但李竹如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忱。他常说:“条件再苦,也要给日子添点滋味。”这份乐观与巧思,在一碗“三样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天,李竹如唤来勤务员刘德文,递过3元钱:“去集市买些食材,2斤肉、3斤辣咸菜、3斤花生米,再带点葱姜油盐。”集市不远,刘德文很快提着满满当当的食材返回。李竹如指挥道:“花生米泡上,肉煮熟切块,咸菜细细切丝。”待准备就绪,他笑着对刘德文说:“你在旁学着,下次就轮到你露一手。”说话间,他将肉香、咸菜的鲜辣与花生米的脆香巧妙融合,不多时,一盆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的小菜便成了,李竹如为它取名“三样咸菜”。
　　没过几日,机关接到转移命令。刘德文望着剩下的咸菜犯了难:“首长,这咸菜咋带走呀?”李竹如眼一亮:“小鬼,去文印室找几个空油墨盒,用草木灰洗干净就能装,咱们把‘下饭菜’带上路。”那些原本装油墨的铁盒,经草木灰细细擦拭,褪去油墨味,成了最实在的“行军饭盒”。
　　当队伍行至蒙山大布峪,大家在山间休整。分局书记朱瑞揉着肚子笑道:“这一路走下来,还真有点饿了。”李竹如闻言,神秘地对刘德文眨眨眼:“把咱们的‘土造罐头’拿出来,让大家尝尝鲜。”刘德文从行装袋里取出油墨盒,打开盖子,咸菜的香气瞬间散开。大家围坐在一起,就着干粮品尝这独特的美味,纷纷赞叹:“行军路上还能吃到这么香的咸菜,太解馋了!”
　　一碗寻常咸菜,在烽火中化作温暖的慰藉。李竹如用生活智慧将艰苦日子过出滋味,这不仅是对味蕾的调剂,更是对战友们精神的鼓舞,让行军路上始终洋溢着烟火气与战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