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是历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杰的代表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再版。该书不局限于叙述战争过程,而是采用区域地理和战略地理的研究方法,挖掘战争背后的地理密码。在作者看来,先秦时期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受到当时经济区域、人口分布、民族格局以及地形水文等地理因素的制约。这种视角,让历史研究有了更立体的维度。
　　□惟寅

受战略地理学启发
　　地理环境是人类进行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军队统帅在策划、指挥战争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山川、道路、城市、人口、资源等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制约,根据它们的分布状况来确定战略方针,以便趋利避害,合理地选择作战的方向、地点、行军路线以及兵力部署。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地理环境,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兵学之祖孙武所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但是,地理环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因素。其地貌、水文、气象等要素虽然相对稳定,在千百年内变化不大,可是生产力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会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重心、政治中枢、人口聚居点、交通路线发生转移,从而改变军事力量在该地域的分布、组合与运动态势,形成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各有自己的规律。将帅们应该依照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决策,不能墨守成规。
　　宋杰一向喜欢阅读军事历史,特别是战争史。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史的论著连篇累牍,尤其是军事科学院主编发行的17卷20册《中国军事通史》巨著,对每个朝代的兵制、装备和战史都有系统深入的论述。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创建,必须另辟蹊径,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或理论方法,才能获得突破。
　　读博期间,宋杰想起了大学三年级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重要创始人宁可先生,开设的课程中有一个系列专题叫《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他讲授了东亚大陆及其内部各历史区域的概况与特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起到的重要影响,内容发人深省。
　　能否以此为例,从地理角度出发,去探索中国古代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呢?有了这个想法,宋杰开始学习军事地理学的论著,并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动态。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军事地理学出现重要变化,衍生出战略地理学。开始是一些论文,后来涌现出几部专著,例如陈力的《战略地理论》、雷杰的《战略地理学概论》,还有董良庆的《战略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任务,是以地理环境为依据,来分析战争形势,拟定战略方针和计划。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它的研究对象,有战争爆发的地理背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及交通路线、后方根据地与前线的联系、全国的兵力部署、战线的分布、战区的设置、战场的选择等等。
　　战略地理学采用了崭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虽然它分析探讨的是现代战争,但也适用于研究古代的军事领域。受此启发,宋杰的学术思路逐渐明确。宁可先生听后表示赞同,并且提出一个研究方向,让宋杰考虑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抗与南北战争”的课题。这个课题时间跨度很大,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研究需要久久为功。
　　宁可先生建议,可以从先秦时代开始入手。三代与春秋、战国,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地理表现形式差异非常明显,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三代是东西对抗,春秋主要是齐、晋与楚、吴进行南北争霸,战国在商鞅变法后,逐渐演变为秦与六国的东西抗衡。另外,宁可先生还强调,在研究当中要注意宏观与微观问题的结合,既要有对战略形势的总体分析,又得顾及具体的战场和作战区域,特别是地理枢纽,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他让宋杰再读一下英国学者麦金德所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或许能有启发。
　　宋杰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战略地理研究》后来因此诞生,该书在1999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近期,中华书局将该书改版再印,更名为《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
枢纽之地的战略价值
　　在“三代篇”中,宋杰分析了夏商周时期东亚大陆的地理形势,如何影响早期国家的战略活动。他特别关注到河南郑州在三代战争中的枢纽地位,以及早期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的关系。
　　史称三代的夏、商和西周,从地理角度,大体可分为中部农耕区、北部游牧区与南部农耕渔猎区。最为强大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是西方的华夏集团和东方的东夷集团。而南方、中原以西以北地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戎狄、苗蛮的实力较为薄弱,无法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
　　因此,夏朝建立到西周灭亡的千余年内,华夏、东夷两大集团的角逐和融合,是历史的主流。这一趋势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冲突。夏、商、西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在这两个集团的相互征战中更替产生的,胜者君临天下,败者俯首称臣。
　　宋杰注意到,华夏集团若想取得君临万邦的领导地位,必须战胜活动在豫兖徐平原(古豫、兖、徐三州交界处,今豫东、鲁西南、苏北平原)与河内(今豫北、冀南平原)的东夷各族。从华夏集团居住的豫西向上述两地进军,势必要经过今郑州一带,那里正处于中原的核心,处在西方、东方两大区域交界的边缘。
　　郑州古称“管”“管城”。该地南通陈、蔡,北临黄河延津渡口,西对天险雄关虎牢,东边则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是连接东西、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华夏集团在控制豫西以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打败东夷,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而华夏集团从嵩高地区出兵,盘踞在郑州以北的有扈氏部族是首要障碍,唯有消灭这只拦路虎,占领郑州这个十字路口,征服东夷的军事行动才能顺利进行。
　　从地貌上分析,秦岭自陕西南部伸入河南,逐渐显出余脉的特点。一方面高度降低,山势变缓；另一方面分成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数支山脉,呈扫帚状展开、解体,至今京广铁路沿线以西消失。黄土台地丘陵和豫东平原的分野明显,呈阶梯状。郑州处在黄淮平原的西端,附近地势平坦,利于兵车列阵驰骋。而夏朝至春秋时期,军队的主体正是车兵。
　　《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提出,此后,商汤在发展势力、灭亡夏朝的行动中,同样考虑到郑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从商族扩张、进军路线来看,在国力有限的初兴之时,并没有南渡河、济,直接进攻郑州这一战略枢纽,而是小心翼翼地向东南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平原,与当地东夷部族联合,并把都城和族众迁到亳,直到控制了整个东方,才公开叛夏,出兵郑州。
　　后来,在周族灭商的过程中,占领管邑,也是重要步骤之一。一方面,能够吸引商朝军队的注意,诱使他们关注管邑周军的动向,借此掩护主力在孟津的渡河行动。另一方面,当时豫东、豫南还有不少与周人敌对的商朝属国,如陈、卫、磨。周族军队在决战前占领管邑,守住交通枢纽,既能北上威胁商都,又能在主力部队奔赴牧野时,保护侧翼及后方安全,抵御周围敌对势力的袭击。
军事形势随时在改变
　　到了西周时期,政治重心区域是王室直接统治的王畿,它包括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以及连络两地交通的豫西走廊。首都镐京和别都洛邑设置在两地,由周朝的主力军队“西六师”和“东八师”分别戍守。
　　至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泾渭平原听任戎骑横行,平王被迫放弃丰镐故地,东迁洛邑。全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从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室领土狭小,势力衰弱,丧失了对诸侯邦国的军事优势和统治权力,它所在的伊洛平原不再是重心地域,一时出现了群雄并起角逐的混乱局面。
　　经过数十年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7世纪初期,齐、晋、秦、楚实力强盛,脱颖而出,成为对峙争霸的一流强国。随着它们的领土扩张,构成了新的政治地理格局,即“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
　　《先秦战争与政治地理格局》按照当时各个邦国、部族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地位、影响的差别,划分了三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即周王室和华夏、东夷中小诸侯所在的中原地带,齐、晋、秦、楚及后起的吴国等诸强盘踞的弧形中间地带,戎狄、西南夷、南蛮和越人等部族活动的周边地带。
　　宋杰认为,从地理角度来看,春秋的历史,主要是弧形中间地带的强国领土由点到面的扩张史。齐、晋、秦、楚兴起后,彼此保持着均势,相互间的边界变动也不大,它们的疆域扩展,基本是靠“内取诸夏”和“外攘夷狄”来实现。换言之,兼并中原弱小诸侯和周边部族的土地,降服中原各邦是列国的首选作战任务。它们制订的种种战略,也受到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多数时候是尽力去占领、控制中原地带,将对手驱除或阻隔于中原之外。
　　“弭兵之会”后,随着内部矛盾激化,吴、越崛起,诸强对中原核心区域的争夺暂时停止,交战的热点地段向东转移到了吴楚、吴齐之间的淮河、泗水流域。这一趋势延续到战国前期,列国变法改革图强后,再次掀起兼并狂潮。齐取泗上,韩国灭郑,魏渡河据梁地,楚国进占淮北,中原地带被瓜分得所剩无几,南北列强的军事力量开始发生直接碰撞,不再通过第三国的中间地带往来接触。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秦国日益强盛,频频越过黄河、崤函和武关来向东方进攻,六国被迫多次结盟抗秦,出现了东西两大武装集团对抗的形势,旧的政治地理格局被彻底打破,而“合纵”“连横”等新的地缘战略开始登场。
　　宋杰关于战争地理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会成为战略要地,为什么某些战略会反复出现。这种研究方法让我们看到,人类活动始终在与地理环境进行着对话。古人并非在真空中做决策,而是在特定的地理约束下寻找最优解。战争,从来都不只是打仗那么简单。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