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京照相馆》中苏柳昌的原型,曾为南京大屠杀案保存铁证 罗瑾的“抢救”人生 　　1985年的福建大田县城,一位操南京口音的老人在喧闹的大街挂起一块招牌——“上海照相”。街坊们只知这位新来的师傅拍照技术精湛,却不知他的背后,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就是罗瑾,电影《南京照相馆》中的角色苏柳昌的原型,冒死藏匿照片、突破封锁线,为南京大屠杀案呈交了“京字第一号”铁证。
　　随着影片热映,这位深藏功名的平民英雄,也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被更多人知晓。
　　　　　暗房发现“血证”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城在血腥中窒息。
　　彼时,14岁的罗瑾正在南京长江路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他在自传《历史的诉说》里写道:“1938年元月(1月上旬)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
　　然而第二天下午,当底片在显影液中渐渐显影,罗瑾全身血液几乎凝固:砍下的头颅、衣不蔽体的妇女、秦淮河岸堆积如山的尸骸……他赶紧告诉账房“舅爷”。舅爷看了照片后神色骤变,再三叮嘱他切莫声张,以免引来灾祸。
　　“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是的!一定要保存下来!”罗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将底片拿到暗室加印,并将照片藏在角落案板下,用胶布横竖交叉牢牢固定。
　　此后,每当有日军来冲印照片,罗瑾都格外留意,一旦发现记录烧杀奸淫的照片,他总是秘密留存,总共30多张。
　　日军为防止大屠杀真相败露、引发国际谴责,开始搜查南京市内照相馆。其间,曾有日本军官将长柄战刀抵在罗瑾胸口,厉声逼问他是否私藏,罗瑾毫不畏惧。
　　事后,罗瑾深知照片的重要性,挑选出16张照片做成相册,并用硬纸壳绘制封面:左上角画了一颗滴血的鲜红色心脏；右下角是一把刀,刀的下方有一摊血；右上角是一个醒目的“耻”字,下方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浩劫中,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的铁蹄践踏屠刀残杀下,无辜地死于非命,这是我华夏子孙世世代代永远不能忘记的国耻。”罗瑾在自传中痛陈。
　　为保护这本记录着“血证”的相册,罗瑾多次转移藏匿地点。1941年,他将相册藏在南京一座寺庙的厕所墙缝里,用泥巴糊封。数日后,相册突然不翼而飞,察觉到危险的罗瑾立即逃离,辗转流徙苏州、上海、青海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日军第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等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矢口抵赖、拒不认罪。国民政府遂号召市民提供日军暴行证据。
　　1946年8月5日,罗瑾的同学吴旋,将罗瑾的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原来,这份丢失的相册被吴旋意外发现,尔后转藏于寺庙的大佛座下。
　　这16张照片成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谷寿夫看到相册“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在铁证前俯首认罪,被执行枪决。
　　　小城发现英雄
　　1985年,福建大田县凤山西路21号。一块新挂起的“上海照相”招牌,在喧嚣闹市中毫不起眼。但店主常穿深色格子衬衫、头戴鸭舌帽、骑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在这座闽中山城显得格外时髦。
　　“看气质,大家都认为他是大城市来的,但他对自己的来历闭口不谈。”紧邻照相馆的住户范立洋回忆道。
　　尽管这位新面孔为人低调,但拍照技术堪称一绝。他为大田人拍摄全家福、艺术照,用快门定格下小城生活的幸福瞬间。作为县里唯一能冲洗彩色相片的照相馆,“上海照相”很快声名鹊起,成为办理身份证的指定拍摄点。
　　“给小孩拍照时,他会用拨浪鼓‘咚咚咚’地哄他们笑,遇到有瑕疵的照片,他会反复冲洗,直到自己满意。”照相馆的学徒郭雪玉这样描述她的师父。
　　春去秋来,“上海照相”渐渐融入大田人的生活,成为他们心中的“地标性记忆”。大家也逐渐得知,店主名叫罗瑾,来自南京,跟随退伍转业的儿子来到大田,仅此而已。
　　而他,此时还不知晓那本丢失相册的下落,对曾经的义举讳莫如深,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知。
　　1990年,平静被打破。旧友之子提及《文汇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讲述有人冒死保存日军暴行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铁证。这如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罗瑾沉寂多年的心中激起涟漪。此后,罗瑾多次赴南京求证,确认那就是自己当年装订、保存的相册。
　　身份揭晓的时刻,源于一组照片。1994年,大田县职业中学举办甲午战争百年纪念活动。时任学校政教处主任的范立洋拍摄了活动照片,送到“上海照相”冲洗。取照片时,范立洋遇到了这样一幕:
　　“罗老嘴里叼着烟斗,把照片往柜台上一甩,动静不小,嘴里还念念叨叨。”范立洋打趣道,说自己从不赊账,这样的服务态度可不行。
　　罗瑾取下烟斗,“笃笃”敲了敲桌面,沉声道:“我看照片是甲午战争百年记,日军可坏了,我心里有气,所以摔在桌上。你们学校包场看《屠城血证》电影,主人公原型就是我。”
　　范立洋惊愕不已。经过详谈,他才知道眼前这位熟悉的照相师傅,竟是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铁证的原始保存者。这段尘封半个世纪的英雄往事,终于在小城的照相馆柜台前,悄然揭开。
　　大田县委报道组的记者林春忠在一次聊天中得知这个消息,意识到这是个重大新闻素材,当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并把照片和稿件火速寄往《三明日报》。
　　《三明日报》在1994年12月9日刊发了长篇通讯《血证》,罗瑾的事迹瞬间轰动了整个大田。“他回忆历史就跟讲述昨天的往事一样,就在那一刻,我强烈感觉到这个老人的不平凡,形象顿时高大起来。”林春忠说。
　　从此,“上海照相”的罗瑾,在大田人的心中拥有了全新的分量——他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民族的功臣”。小城的集体记忆里,也永远镌刻下了一段由平凡老人书写的、极不平凡的传奇。
　　　晚年发现新使命
　　“我舅舅跟我讲过,他最开心的就是在大田的这十几年,也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罗瑾的外甥女罗薇说。
　　身份公之于众,并未让罗瑾沉溺于过去的荣光。相反,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照亮这位沉默多年的老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腾。
　　“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和亚洲各受害国都在举证、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许多受害幸存者、目击见证人纷纷站出来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铁证如山。现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兴风作浪,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为他们的侵略暴行百般开脱,我们决不答应。”2002年,79岁的罗瑾在接受采访时神情激动地说。
　　大田,成了他传播历史真相的第一站。罗瑾开始不辞辛劳地出现在大田县职业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等校园的讲台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他总是一脸肃穆、心情凝重。
　　他讲述1938年暗房里那个浑身颤抖的少年；讲述自己如何冒着被战刀抵胸的危险藏匿照片；讲述吴旋接力守护相册的惊险；讲述谷寿夫在铁证前“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的丑态……讲到动情处,他会停顿,深吸一口气,眼眶微红,台下鸦雀无声。
　　比口头宣讲更厚重的是文字。在范立洋等人推动下,罗瑾决定:他要亲手书写自己的经历,为历史留下更翔实的证言。于是,在“上海照相”那间简朴的居室里,一盏昏黄的台灯下,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撰写回忆录《历史的诉说》。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伏案疾书,往事如潮水般涌向笔端,常常写着写着,泪水便模糊了字迹。他的手指因长期握笔磨出血疱,就缠上胶布继续写；视力越发模糊,他就戴上老花镜凑得更近。家人心疼地劝他休息,他总是摆摆手,继续写作。即使晚年被病痛折磨,罗瑾仍不忘在病榻上撰写回忆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5年2月5日,罗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2岁。范立洋联系上了罗瑾的女儿罗梦、孙子罗峰,借来老人留下的手稿,组织大田一中教师黄秀凤等人录成电子文档,并先后修订了4次,推荐给县政协文史学习委。
　　在大田县档案馆翻阅《历史的诉说》可以看到,全文是用繁体字书写的自传体手稿,共77篇,十多万字,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开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战胜利》,记录了罗瑾的亲身经历。其中,也包括南京大屠杀。
　　“他从一个历史的‘抢救者’与‘被抢救者’,到成为历史的‘诉说者’与‘传承者’。他在人生的暮年,完成了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发现’,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范立洋这样评价罗瑾。
　　　银幕发现好故事
　　2025年7月25日,以罗瑾为人物原型的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式上映。这部被观众评价为“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忍住不流泪”的作品,以照片和底片为线索,深刻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证,引发了全民强烈的情感共鸣。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照相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编剧张珂在接受央视电影频道采访时坦言,创作灵感源于对海量史料的深度挖掘与碰撞。
　　“我与申奥导演、编剧许渌洋及制片人组成了四人创作小组,通过微信群每日共享资料,累计阅读近千万字文献、上万张历史图片,观看了中、英、日文等多语种纪录片与专业书籍,更研读了大量亲历者口述史。”张珂说。
　　电影深沉的情感力量,深深牵动着罗瑾后人的心弦。女儿罗梦观影后在微信朋友圈动情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您的思想留在了人间,我要向您学习,一定不忘国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罗瑾远在南京的孙子罗峰也说,影片能在全国公映,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诉说”,记住保护“血证”的爷爷,令全家倍感欣慰。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如何围绕重大历史主题创作出既尊重史实、又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成为银幕焦点,也是未来国产影视剧的重要内容方向。
　　张珂认为,创作的关键在于“让故事娓娓道来,让人物徐徐展开,让观众真正相信故事与人物”。这种以情动人的叙事,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记载,而成为每个观众能共情的个体命运。
　　值得关注的是,“塑造平凡英雄”已成为当下主旋律电影与观众同频共振的新路。如《南京照相馆》《觉醒年代》《八佰》《我和我的祖国》等作品,遵循史实原则,赋予平凡人物以丰富的个性特征,打破类型化和套路化的创作窠臼,显示出可贵的创新意识。
　　“这些作品塑造的是普通人,塑造的是平凡英雄……这些个体命运,聚焦的是民族记忆、时代精神,聚焦的是一颗颗热爱这个国家的心。”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欧阳如一说。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