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处暑。“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白居易在《早秋曲江感怀》中描绘的正是处暑时节的景象。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处暑标志着炎热夏季的正式退场,凉爽的秋季缓缓登场。这个看似简单的节气名称背后,蕴含着古人深邃的观察与智慧。

　　□孙晓明　孙辰龙

处暑的源起
　　“处”字在古汉语中有“停止、隐退”之意,“处暑”即“暑气至此而止”。当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时(通常在公历8月23日前后),处暑如期而至,它不仅是天文历法上的一个节点,更是农耕文明对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节气里,既有对炎热夏季的深情告别,也有对丰收秋季的殷殷期盼,古人在观察自然变化中,为后世留下了丰富无尽的文化遗产与生活智慧。
　　处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先民对太阳运行的观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已经确立了“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基本节气,到秦汉时期,《淮南子·天文训》中首次完整记录了二十四节气,处暑作为其中重要一员被正式确立。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解释:“处暑者,暑气至此而止也。”　这一简洁定义揭示了处暑的核心意义——炎热天气的终结。
　　古代天文学家通过圭表测影确定了处暑的准确时间。据《周髀算经》记载,夏至后,太阳影子增长到特定长度时,即为处暑。这一科学观测方法体现了古人惊人的智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处暑的解释更为生动:“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个节气的本质特征。
　　处暑在农耕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齐民要术》中多处提及处暑前后农事安排,如“处暑中,向秋节,刈获稻田”。南宋《梦粱录》记载了临安(今杭州)地区“处暑后,新凉乍至,民间开始准备秋收”的习俗。明代的《农政全书》详细记录了处暑时节各地不同的农事活动,反映了这一节气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重要性。
　　文人墨客也常以处暑为题抒发情怀。宋代王之道在诗中写道:“处暑余三日,高原满一犁。我来何所喜,焦槁免无泥。”道出了人们对凉爽天气的期盼；宋代苏泂则在诗中描绘:“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白头更世事,青草印禅心。”这些诗句不仅记录了处暑的气候特征,更寄托了文人的情感与哲思。
处暑三候
　　古人将处暑分为三候,每候五天,通过观察动植物的变化来把握节气转换的细微征兆。这一独特的时间划分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反映了先民敏锐的观察力。
　　一候鹰乃祭鸟。处暑初候“鹰乃祭鸟”,描述的是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并将猎物陈列如祭的场景。《逸周书·时训解》记载:“处暑之日,鹰乃祭鸟。”东汉学者高诱注解:“鹰,杀气也。祭鸟,示有杀伐之象。”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天气转凉,鸟类活动频繁,为猛禽提供了丰富食物来源的自然规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物候学角度解释:“鹰感秋气,乃大肆搏击,陈列如祭,所谓‘鹰祭鸟’是也。”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了北京地区“处暑后,鹰隼始击”的狩猎习俗,说明这一物候现象已深入民间生活。
　　二候天地始肃。处暑二候“天地始肃”,描绘的是自然界开始呈现肃杀之气的景象。《礼记·月令》中记载:“孟秋之月,天地始肃。”元代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阐释:“肃者,严急之意,此时天地之气开始收敛。”这一候中,草木开始凋零,万物生长速度减缓,自然界逐渐由盛转衰。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处暑后“草木黄落”的现象；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描述了苏州地区“处暑后,梧桐先落叶”的地方特色。这些记录不仅具有科学价值,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变化的诗意观察。
　　三候禾乃登。处暑三候“禾乃登”,指的是各类谷物开始成熟的景象。“登”在此处意为成熟、收获。《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记载,说明处暑后,进入收获季节的农耕传统源远流长。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处暑时节“黍稷方华,稻粱将熟”的农事景象。明代《农政全书》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记录了南北各地“禾乃登”的具体差异:北方黍稷先熟,南方水稻渐丰。这一物候现象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在历代农书和地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
处暑的时空意义
　　处暑作为夏秋之交的关键节点,在古代农耕社会中具有多层次的时空意义。它既是自然气候转换的标志,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时间坐标,更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
　　在天文历法层面,处暑是太阳运行轨迹变化的重要节点。《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了处暑时,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变化,这些精确的天文观测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时间参照。唐代僧一行在《大衍历》中进一步完善了处暑等节气的计算方法,使农历更加精准。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27个观测点,对包括处暑在内的节气时刻进行了更为精确的测定,误差不超过半刻(约7分钟),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高度成就。
　　在农业生产方面,处暑是秋收准备的起点。《四民月令》记载:“处暑后,修仓廪,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反映了农事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古代社会特点。宋代《陈旉农书》详细描述了处暑时节的田间管理:“处暑后,早稻可收,晚稻当耘。”清代《授时通考》根据不同地域特点,记载了处暑后北方收黍稷、南方收早稻的农事差异。这些农书文献表明,处暑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关键节气之一。
　　在社会生活方面,处暑影响着人们的作息与习俗。《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都城开封“处暑后,新凉乍至,夜市渐盛”的生活变化；《武林旧事》描述了南宋临安“处暑后,宫中开始准备中秋庆典”的宫廷活动。唐代开始,处暑后各地学校陆续开学,形成了“处暑读书天”的传统。明代《酌中志》记载了皇宫内“处暑后,撤去凉簟,换铺锦褥”的生活细节,反映了节气变化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
处暑的饮食智慧
　　处暑时节,气候由热转凉,人体也需要相应的饮食调整。中国传统的节气饮食习俗蕴含着“天人相应”的养生智慧,各地根据物产和气候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处暑食俗。
　　清热解暑的饮食传统。处暑虽意味着暑气渐消,但我国大部分地区仍会经历“秋老虎”的炎热天气,因此清热解暑仍是饮食重点。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推荐处暑时节食用“莲子羹、百合汤”等清润之品；《燕京岁时记》记载了老北京“处暑食酸梅汤、绿豆汤以祛余暑”的习俗。在江南地区,处暑吃鸭子是普遍传统,民谚云“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南京人至今保持处暑吃盐水鸭的习惯,认为鸭肉性凉,可解暑热。苏州一带则有处暑吃“水红菱”的习俗,这种水生植物被认为有清热生津之效。
　　润燥养肺的时令选择。随着处暑后空气逐渐干燥,润燥养肺成为饮食调养的重点。《饮膳正要》记载:“秋时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处暑时节,芝麻、蜂蜜、梨等润燥食品开始受到重视。在广东地区,处暑后有“食雪梨炖冰糖”的传统；福建民间流行处暑吃龙眼,认为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山东一些地方保留着处暑“吃渣”(豆腐渣)的习俗,寓意“吃渣不清,一冬不冷”。实际上豆腐渣富含粗纤维,有助于适应季节转换时的消化系统调整。
　　贴秋膘。《津门杂记》记载了天津地区“处暑后,家家炖肉,谓之‘贴秋膘’”的习俗；东北地区流行处暑吃饺子,称为“咬秋”。这些高蛋白饮食习俗反映了农耕社会对季节变化的务实应对。在山西、陕西等地,处暑时节制作和食用各种杂粮面食,既符合“五谷为养”的中医理念,也为冬季储存能量。
　　处暑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思考。从天文历法到农事安排,从饮食养生到文学艺术,处暑文化渗透在中国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今社会,虽然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感知自然的方式,但处暑等节气所蕴含的“顺应天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依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