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不久前,“从五三漫画社讲起”主题讲座在济南市美术馆举行,中国大写意书画一代宗师李苦禅先生与中国漫画史先驱孙之俊先生的后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与爱人孙燕华夫妻,以家族记忆解密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揭示了两位艺术大师鲜为人知的另一重身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工作者,首次完整揭示了两位艺术巨匠以笔为枪、以身为盾的故事,诠释了他们“隐秘而伟大”的忠诚信仰。
记者 张向阳 济南报道
因爱国而生的“五三漫画社”
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屠杀6123人,1700多人伤残。“日军还闯入山东交涉署,割下蔡公时将军的鼻子耳朵,挖眼割舌将其摧残致死,其余17名交涉人员,除1人侥幸逃脱外,全被杀死。对外交人员残酷杀戮,在世界外交史上找不到第二例。”孙燕华动情地说。济南惨案震惊全国,21岁的北平国立艺专学生孙之俊与王石之、宗维赓、王君异等八位青年漫画家“重振旗鼓取国耻之日为名”,愤然于1928年5月27日成立“五三漫画社”,这些青年人创作的漫画作品主题就是揭露、反映、怒斥日军的暴行,它因爱国而生,因抗日而生。从这一天开始,孙之俊等人连续发表多幅抗日主题的漫画作品。
孙燕华说:“五三漫画社中有两个人是共产党员。王君异在同学方伯务、谭祖尧的帮助带领下,经常参加李大钊先生组织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和游行。1926年冬,在李大钊的两位助手方伯务、谭祖尧介绍下,王君异和王石之二人在北京西城大喜胡同22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他们一直秉持着五三漫画社成立的初衷,用五三漫画社之名来发表作品,他们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时期有两次漫画展览很有影响,一次是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我父亲作为北方有代表性的漫画家,被邀请作为评委到了上海。他参展的作品是《分植》,创作于1936年,内容是提醒国人,切不可让日本侵略者把我们中华民族这棵五千年的参天古树砍伐得七零八落。”孙燕华说。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叶浅予等人来到北平,与孙之俊发起组织了北平漫画展。李苦禅先生的学生,后来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张启仁在《忆“七·七”前夕北平的一次漫画展》一文中回忆,1937年7月3日至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在北平中山公园春明馆(茶馆)的五间屋子里,由爱国青年漫画家孙之俊、叶浅予、张振仕、梁津等发起和组织了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漫画展览会。会上展出的130多幅展品中,有北平“五三”漫画会孙之俊、王石之,王君异、蒋汉澄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上海的叶浅予、华君武、陆志庠等人的作品及来自天津的朋弟、窦宗淦等人的作品。这次展览主要内容之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暴露出汉奸走狗卖国求荣的各种丑恶嘴脸,因此在当时的北平引起很大的反响。
展览原定三天,第三天北平各报馆爱国记者纷纷来访,反映观众意见:要求延长几天。但租用展室是要付钱的,孙之俊、张振仕等与大家研究,决定以当场为观众画像集资,每幅一元。孙之俊画了六张,张振仕画了三张,这样房租问题就解决了。最后一天,观众更多了,闭馆时还迟迟不肯离去。7月7日画展闭幕,当晚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展览起到了鼓舞群众宣传抗日,打击日寇和汉奸的作用。
孙燕华还讲述了展览中的一个惊险插曲:“两幅题目同为《打回老家去》的漫画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其中一幅是张启仁画的,另一幅是张振仕画的。这两幅画主题鲜明,色彩强烈,颇引人注目,因此,也被日本特务视为大敌。我父亲悄悄告诉张启仁,你赶快躲起来吧,日本人要抓你。张启仁藏身于观众之中,躲过了敌人的追查,后来他从北平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滹沱河畔的儿女英雄
孙之俊曾经说:“导人为善是我创作漫画的目的。”他的漫画,除了反映“国事”的时事漫画外,还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题材。像1929年1月13日发表在《华北画刊》上的《饭碗问题》即是他关心国计民生的早期作品。1942年他创作的《为了一个煤球》《升官有术》《文人》《大的跑了》《老师与学生》等漫画,反映了在日本侵略者压迫下物价高涨、人民贫苦的社会状况,他以独特简洁的笔法、深刻的寓意,将社会问题反映得尖锐而明确。
孙燕华从国家图书馆查到父亲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所创作的漫画作品竟有3000幅之多,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孙之俊一生创造了冬烘先生、贾醉生、王曰叟、费利儿、混混儿、老糊涂、小摩登、范统、杨胜仁等几十个漫画人物。
孙之俊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还是连环画创作,曾三次创作连环画《武训先生画传》,三次创作《骆驼祥子画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用孙信这个笔名创作了《大人国游记》《小人国游记》《奇妙的跳蚤》《吹牛大王历险记》《阿尔泰山历险记》等大量少年儿童读物,影响很大,广受好评。
孙燕华的母亲丁阶青与孙之俊都是藁城县东四公村人,从小青梅竹马,他俩结为伉俪,在北京安置家庭后开始协助丁阶青的妹妹丁冷开展抗日地下工作。丁冷于1939年奔赴太行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调入八路军129师六军分区政治部。1942年,组织上安排她进入北平,住在孙之俊夫妇家中,通过孙之俊帮助办理伪新民会的职员证件,频繁往来于北平和石家庄一线。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丁冷被日寇抓捕。趁转移之际,丁冷用剪刀刺伤了日军小队长青原一夫,她的英勇行为被当时藁城无极县委(当时不知她是中共党员)以“民族英雄”的称号广为宣传。1945年秋,党组织安排丁冷陪同孙之俊到华北城工部,与刘仁部长取得联系,进行地下工作。
生长在滹沱河畔的丁阶青,虽是一名女子,但也有燕赵悲壮之士的豪气,孙之俊曾两次被国民党抓捕,她冒着极大危险通知单线联系的同志。孙之俊长女,孙燕华的姐姐孙静,从小在东四公村长大,小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5年9月,中共藁城无极县领导派18岁的孙静到北平,她在河间晋冀鲁豫军区停留后,经过城工部沿途转送来到北平,由城工部地下党员刘丙刚将其送到北平复兴门内柳树井家中。到了家才知道,孙之俊和姨姨丁冷到西山城工部汇报工作去了。刘丙刚第二次来到孙家,就与孙之俊见面谈了话,并提出让孙静入党。
1945年10月,丁冷、孙静、刘丙刚等五名地下工作者到城工部汇报工作途中,被国民党驻军逮捕,孙之俊多方营救,委托友人以“铺保”的方式将他们保出。
用生命诠释隐秘而伟大
孙之俊与李苦禅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窗挚友,以笔墨共抒报国之情。从青年同窗到革命战友,再到子女联姻,孙李两家历经同学、同袍、亲家的多重缘分,将家国情怀与文化坚守熔铸为血脉相承的精神遗产。
在活动现场,李燕先生风趣地说:“这是我的原配夫人,介绍人是家父李苦禅。”当李苦禅先生将儿子李燕的手交到孙之俊之女孙燕华手中时,这份战火淬炼的同志情谊,早已化作相濡以沫的守护。在这两位后人看来,两位大师“画品即人品”与“漫画是带血的玫瑰”的精神联结,是爱国文艺工作者以生命践行的共同信条。
当年在日寇占领北平的时候,李苦禅在学生黄骐良的引荐下,利用教授、画家的身份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地下工作组成员。“黄骐良的本家伯父黄浩,由延安派驻到京津沪地区进行地下情报工作,光在北平地区就设有十几个情报站。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情报站就设在北京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隔两个门就是我的岳父孙之俊家,他们解放前都参加了爱国工作,不过直到去世,老哥俩作为老朋友,互相都不知道对方是哪条线上的人。”李燕说。
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胡同2号成了情报组的联络点,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进步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常在这里藏身,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1939年5月的一天,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冲进柳树井2号,将李苦禅和他的学生魏隐儒,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抓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日本宪兵队本部在沙滩红楼,文科大楼下边是地下监狱,李苦禅被囚禁28天,其间多次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后来,由于李苦禅社会知名度高、影响大,再加上没有抓住真凭实据,日本宪兵只好把他放了。柳树井2号联络点不能再用了,李苦禅就卖书画为中共地下组织筹集经费。此外,他还帮助地下组织购买西药。八路军药品紧张,急需治疗伤病员的药物。李燕说:“当时在北平,日军对买西药控制得非常严,只要一怀疑你买超量,或者有嫌疑,就拉到城外活埋。黄浩同志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组织了十几个情报组,同时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去买西药。我父亲有个朋友开了一个小诊所,他有进西药的渠道,我父亲有时候看病就在他那儿住一阵,借着这个机会多开点药,然后把这些药集中起来,往城外运。当时有一位法国的医生叫贝熙业,这是我们要永远记住的名字。他在西郊建了贝家花园,药品就集中存放在那儿,然后再从那儿经过太行小道转运。”
当年,白求恩大夫在根据地收到这些药品后大为赞赏,觉得数量比他原本期望的还多,质量还好。“为啥能做到呢?黄浩同志原来就是学医的,还曾经开办过诊所,所以在这方面是很内行的。那时候从事地下工作,得抱定随时可能牺牲的决心,那工作真是既不容易又艰苦呀。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李燕回忆道。
李燕记得当年全家节衣缩食的贫困情景,因为父亲把卖画的收入用来援助地下工作,所以家里穷得连压箱子底儿的四块大洋都没有。那时候,哪怕出去逃荒要饭,一般也不会轻易动这四块大洋,是放在箱子四角备用的。“所以我父亲的身份,长期以来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由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式公布档案,在《京华抗战英雄谱》上,头一位就是名画家李苦禅。”
两个艺术世家的血脉记忆,再现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英雄史诗:一位是五三漫画社的旗帜,以笔为枪的漫画家孙之俊先生,一位是中国大写意花鸟巨匠,一生铁骨铮铮的李苦禅先生,他们是同窗挚友,是亲家,更是隐秘战线的生死同志,但直至生命终点,两人都未知道对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何谓隐秘而伟大,而这份无言的忠诚终将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