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关于李白作品的基本主题和李白创作的前后期分界线,学者裴家麟(笔名裴斐)提出一些新看法。他撰写长篇论文谈论李白的诗歌,连载两期发表,引起学术界持续多年的讨论,成为至今李白研究以及唐诗研究中不能忽视的声音。那时,他还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
　　1981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李白十论》。该书从十个角度论证,勾勒出一个与传统认知不同,却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李白形象。如今,该书全新校订重版,当年的“争鸣之音”,有些仍发人深省。
　　□明生

公认的“天才”
　　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屈宋、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但无不是风格相近或属于同一流派。唯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学者评李白必言杜甫,评杜甫必言李白。
　　不过,李杜齐名是逐渐形成的。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天下,诗名之盛远非杜甫可比。李阳冰评李白是“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没提杜甫；殷璠于天宝年间编选《河岳英灵集》,未收杜诗。直到中唐,诗人孟郊还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也没把杜甫放在眼里。
　　李杜齐名是由抑李扬杜开始。裴斐在研究时注意到,白居易起到了关键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其中,“风雅”指诗歌内容,“覙缕格律”指诗歌形式。白居易认为,这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后来,元稹也抑李扬杜,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比肩于杜甫,而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方面,李白跟杜甫差很远。
　　真正抑李扬杜,主要还是在宋代。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同时期,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算是李杜并称的开始了。
　　那么,李白的诗和人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李白十论》指出,前人论李白,无论抑李扬李,均好用一个“奇”字。比如,“奇之又奇”“才大语终奇”“才矣奇矣”“以奇文取称”等。皮日休甚至夸张地说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
　　奇,也就是不同凡响,首先是指李白那出类拔萃的艺术天才。“天才”一词在古代文艺批评中不多见,可是李白在唐代就有此美名,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就曾说“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后世沿袭此说,留下了“太白天才豪逸”“天才气凌云”“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等美誉。
　　裴斐认为,古人所谓“天才”,并非空泛的评价,还包含着对作家才能的具体认识。徐而庵《说唐诗》云“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王穉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云“李盖天授,杜由人力”。其中固然有褒贬,但主要用意,还是说明李杜艺术风格的区别。这可以用抑李扬杜的代表人物罗大经的话来解释:“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
思想“非主流”
　　历史上的李杜争论,让人眼花缭乱,《李白十论》兼收并蓄,提出对李白的新认识。在总体评价上,同意韩愈观点,认为李杜都是光焰千古的伟大诗人；在艺术评价方面,同意严羽、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关于李杜各有特色、各有所长的观点；在思想评价方面,和宋代贬低李白者相反,认为不是杜优李劣,而是李优杜劣。
　　在裴斐看来,杜甫既是一个写出过“一代国史”的杰出诗人,又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奉儒守职”之官吏。李纲说他“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赵次公说他“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与主流思想高度契合,是杜甫被奉为“诗史”“诗圣”“诗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李白的思想超出了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范围,可谓离经叛道。他虽和杜甫一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但他不考科举,不求小官,而是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虽然也终生眷念朝廷,“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但他理想的君臣关系是主客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突出表现是,李白多次以历史上著名的谋臣策士自比,甚至在被谗去朝时,还借商山四皓与汉高祖故事,谴责唐玄宗的“轻士”态度。
　　裴斐认为,这种对当朝皇帝的大胆抨击,在历史上殊属罕见,既超出“讽谏”,也超出“怨悱”范围。“这说明李白的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间很带点反叛性,这正是他在封建社会长期不被正确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白神于诗,少陵工于诗”“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由学成”“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等,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区别。但是《李白十论》认为,李杜创作特征的最根本区别,是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
　　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品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主观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直接呈现的,因此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此它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因此裴斐提出,要正确了解李白,就必须在全面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和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对他的个人抒情进行深入分析。
　　然而,李白生平思想又表现出复杂性。《旧唐书》称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李白也确实说过“心在期隐沦”,不过李白还说过“托意在经济”。有人称李白为迷信神仙的道教徒,李白自己承认“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可是李白也曾说“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李白对于入世、退隐、游仙的态度,是反复无常、充满矛盾的。反映在他对历史人物尧、舜、孔子等人的看法上,也是时褒时贬,殊无定则。“正是由于李白的思想本身存在这种矛盾,历代论家往往偏执一面据以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裴斐认为,这也是李白不容易被解读和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从哪里来
　　李白终生没有俸禄,也没有地产或别的资财,赤手空拳,却能够周游天下,漫游山川,有时还出手相当阔绰,其经济来源是什么?长期以来,这是关于李白研究的热门话题。
　　有人认为,李白出蜀时带了大笔钱财。但这笔钱数目再大,恐怕也经不起他入宫前十七年的挥霍。离开宫廷时,唐玄宗赏了他一笔钱,“赐金归之”,这是有可靠记载的,但这笔钱也难维持李白此后十八年的生活。
　　近世有人推测李白出身于富商家庭。不过,无论从李白自叙或从魏万、李阳冰、范传正诸人所叙李白生平中,都看不出李白除妻室儿女之外,还有别的亲属联系。“李白出蜀后便和家庭断了联系,这是根据现存资料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裴斐认为。
　　李白足迹遍天下,朋友遍天下,诗歌遍天下,除写诗,似乎并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因而《李白十论》给出的观点是,李白经济来源主要靠诗名和写诗谋取馈赠。“这不仅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断,而且可以从李白诗文当中找出大量证据。”
　　李白交游之广,世所罕见。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可谓有“交”无类。“李白为他们写诗,也靠他们养活。得意时为皇帝写诗,接受赐金；穷悴时接受普通农妇救济,也只能报之以诗。”
　　经常和他发生经济关系的,主要是遍布全国的州佐县吏。这些人在“平交王侯”的李白眼里原本地位不高,有些甚至“微贱”,但李白对他们仍然很重视、很热情,经常称叔论侄,呼兄唤弟,并赠之以诗。
　　现存李白诗文中,赠答之作占了大半,其对象大都是地方官吏。在赠给太守、长史一级地方大员的诗中,他经常称赞对方为招贤纳士的战国某公子,而以寄食门下的某客自居。甚至在区区县丞面前,李白有时也引用孟尝君的典故,唱出“长铗归来乎”。在赠给县宰一级“父母官”的诗中,他经常恭维对方的政绩,或投其所好把对方比作当彭泽令的陶潜。裴斐认为,这种模式化的溢美,透露出李白在经济上有求于人的隐衷。
　　在诗名远扬的盛年,太守和隐士会对李白主动发出邀请,甚至不远千里寻访,李白并不需要主动索取馈赠,日子过得还比较好。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晚年,由于社会动乱和他自身经历的原因,经济上依仗于人的真实情况,更多暴露在了李白的诗篇中。比如《赠友人》《江夏赠史郎中》两首诗,李白均以“涸辙之鲋”自比,可见其窘迫程度。
　　在李白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曾以诗换裘,以诗换罗衣,以诗换乌纱帽,以诗换茶,以诗换墨,以诗换鱼换酒。头顶“谪仙人”光环的李白,其实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
　　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倒并不会折损李白的名声。在没有稿费之说的古代,李白能以诗谋生,已经是个奇迹。这体现了个人的魅力,更体现了文学的价值。历代诗人当中,恐怕只有李白,有资格在履历表的职业一栏里填上“诗人”二字。
　　裴斐以研究李白知名,他的身上也颇有人们想象中的李白气度。《李白十论》前五篇论人,后五篇论诗,内容贯穿李白一生。该书将李白诗风转变节点,从安史之乱一举提到翰林供奉时期,是个创新。裴斐还跳出“盛唐之音”的主流观点,将李白作品和生平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李白的思想与性格研究开拓了思路。当然,书中一些内容受时代和材料限制比较明显,诗论审美部分观点也较为平淡。
　　这本书的经典性在于,它并不是一味地吹捧或者美化李白。非凡的天才、非凡的性格、非凡的遭遇,是历代诗人、论家对李白的普遍评价。而在《李白十论》看来,“李白也并不是仙鹤式的人物”。换言之,许多研究不过是带着滤镜看李白,或者是在给李白“美颜”。
　　“仙鹤式的人物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某些人头脑中。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观点评价古人,可不能用自己的观点‘改造’古人。”书中裴斐的这句提醒,至今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