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指的是亚洲东部。历史学者韩昇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所考察的古代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存在着近千年的长期紧密关系,并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该书在探索东亚未来的同时,深入研讨其过往的历史文化交融,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惟寅

共同的文化
　　今日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块划分,如亚洲、欧洲等名称来自西方,但是,作为文明区域的东亚、南亚等,却是历史形成的事实。《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梳理认为,汉字、儒学、教育制度、律令制度、佛教,是构成东亚世界基本文化基础的要素。
　　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使用汉字,以至于人们经常把东亚视为“汉字文化圈”。东亚各国之间使用汉字进行交往,使之成为通行的国际语言文字。
　　接受汉字,就等于接受一种道德价值观,因此,接受儒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儒学对于东亚文化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影响至深且远,直至今日,在同西方文化对比的时候,其思维与行为模式、利益与价值取向,均凸显出东方文化的特性及其传统。
　　儒家的教育制度,在中国被朝廷采用之后,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对东亚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东亚诸国的学校制度,分别接受中国南北朝和唐朝制度影响而建立,其教育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儒学教育,为其主流；二是专门技术教育,如百济的医、易、历专科,日本则有阴阳寮和典药寮等。东亚各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发展独立的学术,而是为国家政权培养合格的官员,以及各类实用人才。
　　在律令制度方面,自汉武帝以来,朝鲜半岛长期在中国王朝郡县体系管理之下,故其国家政治制度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的制度相融合,各具特色。隋唐时期,新罗为了获得唐朝的全力支援,甚至直接实行唐朝法律制度。
　　日本在隋朝建立后,积极开展对隋外交,一再遣使入隋考察学习政治法律制度。然而,对于隋朝制度的先进性,其认识并不充分。唐高宗灭百济,日本为了争夺其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大规模出兵,力图同百济反唐武装相呼应,争得对半岛南部的控制权。白江口爆发激烈的水战中,倭军大败于唐军,退出朝鲜半岛南部。在韩昇看来,这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日本通过战争,切实体会到唐朝的强大和制度的先进,因而在战后改变方针政策,积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大力吸收唐朝制度文化,全面建设以律令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出现了日本古代史上的“律令制国家”时代。
　　另外,从中国南方和北方传入的佛教,在东亚政权普遍被尊为国家宗教,构成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在中国,由于世俗政治权力成熟得早,而且十分强大,又有儒家道德伦理的约束,佛教不曾成为国家宗教。不过,佛教还是成了东亚诸国的联系纽带和共同文化特色。
技术的价值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的创新在于,提出技术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
　　中国古代的技术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建立与人文社会互动的认识自然社会的理论体系,如天文、历法、医学、阴阳五行等学说；二是重视实用的技术及其发明。
　　中国古代天文知识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首先传入汉王朝直辖的乐浪郡。百济采用南朝天文历法知识,在中国史籍中早有明确的记录。《周书·百济传》记载:“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百济不但使用南朝历法,还建立了历博士,系统学习掌握南朝的天文历法知识。
　　由于百济承担了南朝文化向东亚传播的角色,故日本通过百济转手输入天文历法等知识。关于新罗天文历法的记载出现较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德王四年(650年)”条记载:“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采用唐朝年号,当然使用唐朝历法。新罗还派人入唐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即唐朝新颁行的《麟德历》。
　　东亚各国在采用中国历法的同时,纷纷建立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设置研究人员。其影响不限于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自然理论与世界观。中国古代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文联系起来,故天文历法包含许多人文思想,尤其是同阴阳五行、《易》、占相结合,形成服务于社会的理论体系。
　　朝鲜半岛在汉朝治下,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颇大。而且,当地经常把灾变与人事联系起来。例如百济东城王大兴土木,大臣谏而不听,《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东城王二十三年(501年)正月”条记载:“王都老妪,化狐而去。二虎斗于南山,捕之不得。”
　　中医药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很早就传入朝鲜,并通过百济传往日本。日本正仓院保存着光明皇后捐献的数十种药物,并有《种种药帐》传世。其中有些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他同时还传授了唐朝的医药学新知识,促进日本接受中医药和针灸。
　　660年,唐朝攻占百济,百济大批贵族官员逃往日本,掀起一阵文化传播的高潮。这批人后来定居日本,融入日本民族之中。日本朝廷根据他们的贡献,给予奖赏。从《日本书纪》记录的奖赏名单可以看出,百济遗民带来了许多实用专学,诸如法律、兵法、医药和阴阳学。这些学科后来在律令制国家建立之后,被写入法令之中,构成古代学制规定的科目。大宝令和养老令规定,大学寮除了儒经、文章、法律、语言、书法之外,还设有算学一门技术学科。另外,有阴阳寮和典药寮,前者内设天文、历法、阴阳学科,后者内设医、针、按摩、咒禁诸科。
何以“唐风”
　　虽然东亚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但是,学术研究上却往往将其割裂成几个孤立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中朝关系,日朝关系。实际上,三者是联动的,难以割裂开来。
　　日本从大陆吸收文化最重要的通道经由朝鲜半岛,所以,日朝文化的比较和传播学研究比较容易开展。朝鲜正好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其技术文明高于日本而低于中国,日本从朝鲜半岛汲取技术要更加容易消化吸收。这一点,是研究中日关系史要注意的问题。
　　有许多日本古代的东西,看起来是从中国传入的,却又不太相像。如果简单断为中国文明的传播,就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落差。实际上,这中间经过了朝鲜这一重要环节。中国古代文明首先传入朝鲜,出现低于中国的技术,再传入日本。如果把中国、朝鲜、日本的文物放在一起,整个传播演变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韩昇认为,将中日朝三方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避免许多局限性。
　　汉唐时代,东亚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共同价值观的文明区域。虽然从唐朝以后,各国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尤其是日本从“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也由中央王朝,演变为以武士庄园为基础的幕府,但是,其社会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儒家伦理无非仁义礼智信,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行为准则和各式各样的制度法律,形态虽异而文化底色相近,故得以整合成为历经千年的文明区域,称之为“东亚世界”。
　　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来袭,东亚文明区域被撕裂了。各国看似已分道扬镳,制度取向各异,没能重新聚拢起来重建东亚文明。文化的共同性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不是。《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直言,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都能深切感受到东亚古代文化之根有多深,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依然是基于家庭伦理的礼义谦和,甚至把这种伦理扩大到现代大型企业的管理,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经营模式。
　　在此基础上,东亚各国吸收了西方文化所强调的法与规则,而西方重视的个人主义则被融合于东方集体主义之中,尊重个人权利的同时讲究和谐,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对接,但其价值观的根基,仍然深扎于东方的古代文明。
　　文化是流动与相互影响交融的,而不是零和博弈。在共性中展现个性方显独立价值,于个性中蕴含共性才能共同繁荣。因此,文化的多样性极其重要,推动着相互的比较、借鉴和提升。如何超越各种矛盾形成共识,仍然是亚洲各国的共同课题。在这个方面,古代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指出,东亚世界首次形成于唐代,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唐朝的军事强大,而在于其文化价值观获得普遍的认同。从中国、朝鲜半岛到日本,呈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现象,背后的支撑是共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构成其共同价值观的要素之一的佛教,又贯穿起印度与中亚。
　　亚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贡献,取决于自身的整合程度。所有的整合都基于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进而吸收现代文明的长处,融合创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才能增进相互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