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纸张普及以前中国文字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依托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将涉及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简牍作为第一手史料,讲述发生耐人寻味的历史,展示最真实的日常,为走近敦煌汉简、理解丝绸之路文化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张畅

补充历史细节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来到敦煌汉塞,将盗掘的汉简3000余枚与莫高窟敦煌经卷一同劫掠。罗振玉、王国维闻之叹息,奋笔数月著成《流沙坠简》,唤醒了国人对汉代简牍的珍视。1944年,向达、阎文儒在玉门关遗址发现汉简48枚。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地区屡出汉简。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内容丰富。1990年至1992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20000余枚,是目前单一地点出土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汉简成为记载汉代河西历史和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资料。
　　敦煌在汉代丝绸之路开拓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当地出土过一枚木简,记载的是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年底之事,时间跨度从十一月初一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时,敦煌太守快派守属赵充国一路护送牢羌、琅何羌等诸羌人十二人入朝“奉献”,要求沿途的驿站按照律令提供“二乘传”以及相应的食宿接待。
　　赵充国是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后迁居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赵充国为人有勇有谋,身经百战,屡建功勋。西汉时期,在陇西郡以西、祁连山以南地区生活着西羌部落。由于西羌不断派兵侵扰河西走廊、金城等西汉边境,汉宣帝决心反击。此时赵充国已是七十余岁高龄,汉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征求他的意见。赵充国发表了一番独到见解,并愿亲自率兵出征。
　　在古稀之年,赵充国率一万兵力平西羌,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仅平定了愈演愈烈的羌乱,而且在湟中地区的屯田大有收效。赵充国去世后,画像与霍光等人共同被列入未央宫麒麟阁中,成为“麒麟阁十一功臣”。
　　汉成帝时西羌犯乱,成帝切盼再有赵充国那样的将军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赵充国传》是《汉书》中篇幅最长的人物传记之一,可见他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传世文献虽然对赵充国的生平事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对归义羌人的管理记载比较简略。该简文为西汉管理羌人问题填补了空白,对研究传舍制度、汉羌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悬泉置遗址还出了一份接待郑吉派遣使者的传信。大意是说某年三月甲寅日,悬泉置依传信的要求,为郑吉的两名使者提供食宿和出行交通保障。从简文内容看,该简的年代在汉宣帝时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设西域都护府,统领西域诸国,颁行朝廷号令,护卫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从此,西域诸国正式列入西汉版图。西域都护对西域诸国具有管辖权,可调遣西域诸国军队,诸国有乱时,也可发兵征讨。
　　郑吉是第一任西域都护,以功绩被封为安远侯。按照规定,对于西域诸国的相关情况,郑吉要及时书写公文向汉廷上报,因此才有汉简中的记载。
　　从张骞出使(公元前138年)到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公元前60年),前后有八十年。班固在《汉书》中感慨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将郑吉的功绩与张骞并列。今天人们能看到与郑吉有关的木简,实属难得。
记录隐秘日常
　　史书言西域地区“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敦煌两关正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中原使者在此休整准备而踏上西行征途,西域贵人使团到此而得到食宿接待。汉代的敦煌,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华戎所交一都会”。出土的汉简,则更是以清晰的历史之笔,记录下了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大事、小事,重要的官方文书、琐碎的日常生活。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过一枚木简,简文写的是西汉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元帝派遣医者偃、博二人为龟兹王绛宾治病,二人在龟兹国为国王医治五年后,准备于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返回长安,朝廷发文要求自敦煌郡以东的沿途驿站,为两位医者提供轺传以及食宿接待。这表明西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不仅体现在互派使者与贡贸,还有医学等更为广泛的内容。
　　在《汉书·西域传》中,解忧公主为防止西汉在乌孙多年的苦心经营被狂王毁于一旦,在宴会上刺伤狂王,后来汉宣帝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并赐金二十斤。在敦煌,多枚汉简也记载了太医在悬泉置受到接待的情况。这说明中央政府向西域派遣太医的情况,至少持续到了西汉末年。
　　汉代西北边塞地区常年戍守征战,戍边的将士很容易因作战等原因负伤,为他们医治疾病,是郡县官吏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据学界研究,在西北边塞屯戍队伍中,玉门候官有“医药所”,居延边塞有“医吏”。“燧”一级的单位不设医生,医疗机构设置在候官以及都尉府,可供边塞吏卒治疗疾病。悬泉汉简中常记载的药品,就有医治腹胀的药丸。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中,还有数量众多的药方简,其中武威医简中保存较完整的医方有三十多个,内容涉及针灸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和妇科等,从中还可以看出汉代制药已有膏、汤、丸、散诸剂型。
　　从外来文明向东传播的状态来看,敦煌所处的地位同样重要。在敦煌悬泉置遗址,保存着一份独特的请柬。内容是:敦煌小浮屠里有一名叫谭堂的人,准备好了酒和音乐,将在本月的二十三日举行宴饮,地点在小浮屠里第七个门西边进来的房子里,拜请贵宾届时光临此地参加宴饮活动。
　　该简的年代在公元51年至108年之间。“浮屠”是佛陀、佛教的梵语音译,以此命名一个汉代的乡里,证明佛教在当地已具有一定影响力。这说明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已传入敦煌,并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枚与佛教相关的汉代简牍,为研究敦煌佛教史、敦煌学以及中国佛教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发挥现实功用
　　简牍由于其本体文物的属性关系,汉简文字的释读是很专业化的技能,没有专业背景的人要释读上面那些汉风书法浓厚的文字内容,认字这一道关就过不了。即使文字能认出来,要读懂其原本的历史含义同样很难。
　　比如,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有一枚写满地名和距离的木简——悬泉里程简,颜值跟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比起来相当“寒酸”,很容易被参观者所忽略。但是,该简记载了从武威郡到酒泉郡沿途十四个地点及其之间的里程数,曾为丝绸之路申遗立下汗马功劳,价值和贡献不可估量。
　　汉代的邮驿制度相当完备,驿传设置严密且规范。汉朝在邮驿通道上三十里设驿、十里设亭、五里设邮,汉律规定的“邮行有程”在西北汉简中也屡见不鲜。传置除传递邮件外,还要接待过往官员。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对西域便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也逐渐向西域国家彰显汉朝强盛的国力,吸引西域国家派遣使者东来。西汉与西域双向的、正式的官方交流自此开始。丝绸之路繁盛稳定,由中原通往中亚的新通道,借助河西走廊,大幅缩短了交通里程。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学界普遍认为这条要道由古都长安始发,经陇中高原、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地区,横贯中西亚,联合欧非洲。丝绸之路基本走向是人们熟知的,但具体路线如何,此前人们并不清楚。
　　悬泉里程简以及另一枚居延里程简,因记载原始里程,又被称为“传置道里簿”。二者共同记载了汉代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走向与里程数,详细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即长安到敦煌沿途各个节点城市的具体里程,为全面了解汉代中西交流人员在东段的具体行程路线和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了依据。
　　2014年,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悬泉里程简和居延里程简因明确记载了丝绸之路东段的走向,成为丝绸之路申遗的重要佐证。
　　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沿途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出土的古代简牍,记录了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故事,而且往往是底层民众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没有被史书记载,却是构成丝绸之路历史的基本链条。
　　此前,汉简往往是考古人手中的工作成果,或者是博物馆幽暗库房中的文物特藏,至多也只是学者们在小范围内交流的历史知识。由于是文物,其社会属性也异常珍贵,加上汉代人书写方式的独特性、汉简文字释读的困难性,使得汉简所包含着的信息过于专业化、学术化,一直以来很难走入寻常百姓家。
　　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应永远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也不应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的讨论之中。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简牍中的历史“活”起来,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简”读中国》就是这样一本关于简牍与丝绸之路文明,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专业性与大众化的著作。它为读者打开一扇文化宝库的大门,其中既有简牍文物本体,包括文物图像、相关简牍的考古信息、简文的释读,也有和简文相关历史的延伸阅读。从开拓丝路的英勇使者,到经营西域、稳固边疆的国士；从汉朝经营西域的政策,到丝路上各类配套设施的完善,再到丝路畅通后东西交往的盛况……每一枚小小的简牍,被放回到其应有的历史坐标当中,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历史的灵动,并赋予了历史与人文交流互动的精神与灵魂,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