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日前荣获202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那引人入胜而富有远见的文学创作,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仁慈的关系》《反抗的忧郁》等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与拉斯洛有着三十年友谊,旅居匈牙利的翻译家、作家余泽民是其主要译者。经译者与出版社授权,本版特选摘余泽民为《仁慈的关系》一书撰写的序言《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绝式的依存》,以飨读者。
　　□余泽民

沿着李白的足迹
走访近十座城市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那时候我出国已经有一年多了,当时我住在匈牙利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家里。亚诺什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常客。有一天,亚诺什家来了一位客人,戴一顶黑色的呢子礼帽,身穿一件蓝灰色外套,感觉像是老照片里的人。他就是拉斯洛,应亚诺什邀请来塞格德跟读者见面,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当时我29岁,他39岁,《撒旦探戈》已出版了9年,不仅出了德语版,而且获得了德国出版界颁发的年度最佳文学图书大奖。
　　在窄长的厨房里,由于不能围坐,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每人手里攥一瓶啤酒,交谈的时候要侧过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一年多前的中国之行。
　　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那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撼。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不自觉地会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他说,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他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他还说,他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我想,他对我初次见面的好感和套磁,也是“中国病”的小小发作。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了两百多公里的车,把我带到布达佩斯北边的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对于这次旅行,拉斯洛做了充分的准备。五一节那天,我俩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搭长途车,在一个月里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好几座古城,然后乘轮船游长江,穿三峡,抵达武汉,那时候三峡大坝还没有合龙。一路上,我给他做翻译,当助手,联络处理各种琐事,朝夕相处,从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话没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
　　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访者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的表情,不知所云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忍不住问:“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说:“没错,但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他有一个小录音机,只要想起什么,就会自言自语地随时录下来,后来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录下的十四盘磁带,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作家,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寻找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唯一的遗憾是我们顺长江而下时,游轮临时更改线路,在白帝城没停,而是去了丰都鬼城。他激动地跟船长吵了起来,要求游船立即掉头,因为他很喜欢《早发白帝城》那首诗,因为他怕这辈子再没机会来这里了。拉斯洛真的很喜欢李白,一路上心里都在想,“万一能够遇到他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文化扶贫经历
为创作提供灵感
　　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据他自己讲述,梅尔维尔曾对他影响最大,他在十三岁那年就读了《白鲸》。不过,小说里引发他兴趣的并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拉斯洛说:“我将自己想象成他,将自己置身于他的处境,好多天,好几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后院站很长时间,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人,就像亚哈船长站在海上暴风中的船甲板上。”
　　拉斯洛有一个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也曾是一位文学青年。拉斯洛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名字,就是在哥哥的交际圈里,当时那群大孩子们正热烈地讨论《城堡》。许多年后,拉斯洛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可我一点也看不懂,坦白地讲,我对小说里的主人公K感到惧怕,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把自己想象成他。我在那个年龄,读到了亚哈船长,我能够理解他,所以是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今天我不理解亚哈船长,我与K有情感共鸣。”
　　1977年,23岁的拉斯洛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年轻时的拉斯洛充满了社会理想,1983年大学毕业,他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愿望离开了都市,到一个小山沟里当了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小镇,虽有一所小学,但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在那个小镇上,拉斯洛工作了一年,不仅把荒废了的文化馆搞得红火,还亲历了山乡里贫困者们无望的生活。后来,文化馆遭遇了一场莫名的大火,拉斯洛被迫离开那里,但那段生活阅历对他后来的写作至关重要。
　　拉斯洛很会讲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很多。通过那一个月的密切接触,我不仅了解了他,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拉斯洛的作品结构和语言风格都非常艰涩,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读了半页还不见句号,整篇小说不分段落,故意让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越读越有滋味,缓慢的叙述像醇厚的酒力,让你在适应了他的讲述速度和语气之后,感受到随着他的文字向前滚动、猜测和破解后的快感。
　　从2006年起,我在《小说界》开办《外国新小说家》栏目,第一篇推出的就是拉斯洛的《茹兹的陷阱》,这算是拉斯洛第一次在中国亮相。
视卡夫卡为
“唯一文学偶像”
　　2017年,我翻译的《撒旦探戈》一经出版,反响不小,中国读者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发现塔尔·贝拉史诗般气魄的长镜头与原著像火山熔岩缓慢流淌的长句相呼应,小说版和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就像一对艺术的双胞胎。
　　《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代表作,故事并不复杂,讲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一个曾经红火过的集体农庄已经破败不堪,村民百无聊赖,陆续迁走,只剩下几个无处可去的绝望者留在村子,继续偷情、欺骗与阴谋,盘算难以实施的出走,守着不变的雨和泥泞。突然村里来了两个骗子,像救世主一样点燃了村民的最后希望,他们毅然跟着来人离开了村庄,但等待他们的是新的陷阱和绝望。作者用隐喻的手法描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希望—绝望—再希望—再绝望,总是有始无终、没有解决的轮回。人类命运就像封面上那条噬啃自己尾巴的环形蛇,永远无法走出困境。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玛丽娜·沃纳说:“拉斯洛是一位有远见的作家,具有非凡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各种生存状态,刻画了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抑或令人震惊又美丽的生存纹理。”她还说:“拉斯洛的作品让你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并为之兴奋,但过一会儿又会平静下来。所以我们会说,‘仿佛在读卡夫卡的小说’。我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说,‘仿佛在读拉斯洛的小说’。”
　　把拉斯洛跟卡夫卡相比是有道理的,他俩发现并关注的都是人类困境。拉斯洛自己也说,卡夫卡是他追随的唯一文学偶像,甚至,他写在《撒旦探戈》正文前的那句引语,就是摘自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那么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他。”在小说《城堡》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土地测绘员K在一家旅馆院子里等一位叫克拉姆的老爷,希望能够见到他。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年轻绅士,招呼他走开。K说:“我一走开,就见不到我等的那个人了。”尽管他心里已经不抱希望了。对方说,你反正也不可能见到他,不如离开。K固执地坚持说:“那么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他。”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绕,意思是说:即使见不到他,我也宁愿用等待的方式,而不是离开。拉斯洛引用这句话,准确概括了留在集体农庄中绝望村民们挣扎的心态:再怎么绝望,也不肯放弃希望,宁愿绝望地等待,等救世主的到来。放大到人类,不也如此?即便最终无法走出困境,也要借此在困境中活下去。
　　《撒旦探戈》的创作灵感就源于拉斯洛那段特别的乡村经历,离不开他年轻时的亲历,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世界冷静的观察和哲学性思考。苏珊·桑塔格很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她称拉斯洛的作品是“当今作家中最富哲学性的”。他置身于社会真实,透过日常琐碎的场景看到人类内心的层面: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读拉斯洛的书,无论是《撒旦探戈》,还是《仁慈的关系》,你都必须调整好呼吸,绝不能一目十行。因为节奏是阅读、理解他作品的关键,你必须适应,并跟随作家讲述的沉稳速度,就像盯着银幕上缓慢移动的长镜头。延绵不断的阴湿,闷声不响的残忍,让人头皮发麻的绝望贯穿全书,一个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绞,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
　　“我喜欢写长句,这符合我的思考习惯。一个人怎么思考,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句式。人不仅会用长句思考,而且会用唯一的一句、永远不会终结的句子思考。尤其是在他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说,特别想要说服谁的时候。而我有这样想说的话,我非常想要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我所写的内容。”拉斯洛这样解释自己的长句。
　　(本文摘选自《仁慈的关系》序言,内容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