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洽之言,中庸之道
　　和洽是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和睦融洽。早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有“教化大行,天下和洽”的句子。
　　可能有人不知道,和洽还是个人名,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大臣。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他与曹操的一则故事,现在读起来依然是颇有感触。
　　原文是这样的: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段故事的意思是:丞相掾(古官名)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之人,才德都不一样,不能以一个标准去衡量。过分俭朴,用来要求自己则可,但如果用来作为判断人才的标准,那错失的就多了。如今按朝廷的评议,官吏有穿好衣服、坐新车的,就说人家不清廉。而那些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就说他廉洁。以至于士大夫们都故意把衣服搞得脏兮兮的,把好车、好衣服都藏起来。朝廷大臣,还自己携带饭食到官府办公。我们要建立教化,影响风俗,贵在处之以中庸之道,才可持续。如果像今天这样,推行一种难以忍受的苛薄行为,勉强大家去做,必然会疲惫不堪。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而已,不近人情的偏激怪异行为,也不过是逼着大家去假装罢了。曹操同意他的看法。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说:“从前,孟公绰作为赵、魏两家的家臣首领是能力有余的,但不能胜任滕、薛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要清廉之士才能任用,那齐桓公怎么能够称霸于世呢?请各位佐助我,在穷乡僻壤,也要发掘人才,唯才是举,我一定任用!”
　　这段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故事,放在今天仍不过时,还有着醍醐灌顶的启迪。和洽的观点正如他的名字,社会管理中要通人性,顺应人心,杜绝极端,避免逆反,中庸之道是非常有道理的。
　　和洽,在我国历史上算不上名人,甚至在三国时期知名度也不算太高。但他的见解却超乎常人,曹操通达人情,洞悉人性,从谏如流,万难不屈。
二、激诡之行,必生隐伪
　　事实上,通达人情方为长久之道,违背人性的事情是不可能持续的。历史上,许多贻笑大方的奇葩事都是由于有违人性造成的。
　　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就演绎过这样的一个情节。剧中有一位叫孙有道的浙江巡抚,因为穿了一件旧官服被乾隆皇帝表扬,赞赏其节俭。于是乎,这位巡抚大人回到浙江后便下令全省各级官员必须发扬“节俭”作风,首先从穿破旧官服开始。浙江全省各级官员全部开始穿着破旧官服拜见巡抚,谁穿得越破烂被提拔重用的就越快,安排的职位与官服的破烂程度挂钩。这股穿破烂官服之风迅速在浙江大地上蔓延,官员在一起公务如同叫花子聚会。本来的层层传导清廉节俭作风演变为层层加码展示外表破烂形象的恶作剧。时间不长,在浙江出现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怪现象:破烂官服价钱一路飙升,竟比新官服还贵很多。接下来的剧中桥段更是让观众意想不到,这位孙有道早就安排其家人到外省购买了大量旧官服,倒卖给浙江官员,出其不意的大捞了一笔横财。这个道貌岸然的孙有道,头顶着“节俭”的光环,却干着趁火打劫的勾当,把两面三刀的套路演绎的炉火纯青。有道活脱脱就成了“无道”。
　　节俭本来无可厚非,但以官服的破烂程度作为衡量官员清廉与否的标准,这就未免太牵强了。正常情况下,不论什么时代,作为中高级官员,其收入水平、生活条件都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如果他们穿的衣服连叫花子都不如,这种诡异的反常现象有谁会相信。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面一定是出现了像和洽所说的“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情况。任何不近人情、违背常理的激诡行为,也不过是逼着大家装傻充楞罢了。当然,心知肚明的人们也只会假模假式地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些不咸不淡、言不由衷的虚话,像演双簧一样,哈哈一笑而已。
　　(作者丰家雷,现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