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厨房长啥样? 从东平出土陶制模型窥见两千年前的烟火气 　　1972年深秋,山东东平县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挥锹掘土时,铁锹与硬物相撞的清脆声响,打破了这个深秋午后的宁静。随着浮土被小心拂去,一座沉睡两千年的汉代墓葬缓缓揭开面纱。考古人员闻讯而至,在墓室的幽暗角落中,清理出陶罐、陶仓等数十件随葬品,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件保存完好的灰陶厨房模型。为什么汉代古人把“厨房”搬进墓室中呢?汉代的厨房布局与设施和当下有什么异同?让我们一探究竟。

　　□孙晓明　孙辰龙

汉代人的厨房智慧
　　这件模型面阔不足一尺,进深二尺有余,高约三尺,瓦垄屋顶斜披如飞鸟展翅,一角立着精巧的带罩烟囱——这种设计不仅防雨,还能防止倒烟。墙面有竖棂小窗,既保证采光,又利于通风。灶台前一位妇人跪坐添柴,她宽袖长袍,发髻盘束,右手后伸,左手靠近灶门,仿佛正在调整火势。墙角静置一口鼓形水瓮,既可储水日常使用,亦能应急灭火。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壁上刻着的两只蝎子,长八九厘米,须足分明,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沿墙爬行。
　　为何汉代人要将厨房“搬”进墓葬?《礼记·祭义》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揭示了古人的生死观。他们认为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仍需生活,而厨房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自然不可或缺。这座陶厨房,不仅是墓主人对来世温饱的祈愿,更是汉代饮食文明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陶制模型的制作工艺十分繁琐,需要经过选土、练泥、塑形、刻花、阴干、烧制等多道工序,能如此完整地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这件陶厨房虽小,却凝聚着汉代人的生活哲学与科技智慧,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通风防烟:窗棂与烟囱的妙用。模型两面开窗,竖条窗棂既透光,又通风；烟囱顶罩防雨防风,确保炊烟畅通。郑州乾元北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厨房模型更有五扇窗户,这是汉代厨房注重通风的又一证明。《吕氏春秋》中“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的警示,在此化为巧妙的防灾设计。这种对通风的重视,不仅改善了工作环境,也减少了火灾隐患。
　　储水防火:瓮中的“安全密码”。墙角鼓形水瓮既可储水供日常使用,亦能应急灭火。王充《论衡·感虚篇》言:“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水瓮的保温与实用双重功能,尽显古人巧思。汉代厨房中“井水溢,灭灶烟”的谚语,更揭示了水与火在厨房中的动态平衡。这种将日常用水与消防用水结合的设计,体现了汉代人的防火意识。
　　以凶御凶:蝎子浮雕的镇宅之谜。外壁蝎子浮雕绝非随意装饰。汉代人相信“以凶御凶”,蝎子、蜥蜴等毒物能驱邪避灾。祁营汉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就描绘有蝎子、蜥蜴围攻武者的场景,意味着汉代便将蝎子视为“凶物”。将蝎子这一“凶物”刻在墙上,就能够辟邪镇宅。
　　这一传统观念也在后世逐渐演变为驱“五毒”习俗。这种装饰不仅反映了汉代的信仰观念,也体现了古人将实用与信仰完美结合的生活智慧。
从火塘到庖厨的千年蜕变
　　厨房的独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商周时期,炊事活动多与起居空间混杂。河北蘖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中等家庭的居室采取双室布置:一室是居住间,室内有灶坑和炊事小灶；另一室是储藏间。这种布局说明,在这一时期的平民住宅中,厨房尚未从起居室中分离出来。
　　文献中亦不乏线索。《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知伯水淹晋阳时,“臼灶生蛙”——灶台被淹,蛙类滋生,生动说明灶具位于屋内；《吕氏春秋·喻大》更以“灶突决则火上焚栋”警示隐患。可见灶与房屋结构已紧密相连,且当时已使用带烟囱的灶具。
　　直到汉代,陶灶的普及推动了厨房的“独立革命”。可移动陶灶让炊事活动摆脱主屋束缚,固定灶台则催生了专属的厨房空间。东平模型中独立的灶间、通风窗棂与烟囱,正是这一变革的实物见证。《释名·释宫室》中“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的记载,虽提及灶的方位,但考古发现表明,汉代厨房布局灵活,并未完全受制于礼制或风水。这种变化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也让烹饪活动更加专业化。
家厨、官厨与皇家御膳
　　汉代厨房因使用者身份不同,形态各异,犹如一幅社会阶层的微缩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风貌。
　　家厨,从平民到贵族的烟火地。普通百姓的厨房多设于宅院前院,兼顾实用与便利。四川成都出土的画像砖上,住宅分前后两院,前院即见厨房,院内悬挂着待烹的鱼肉；广东佛山陶屋模型中,前堂三人正在忙碌:一人持筛筛粮食,另二人屠羊,庖厨活动热闹非凡。
　　贵族厨房则极尽奢华:徐州西汉楚王墓中,厨房由灶房、水井旁室与柴房组成,面积逾30平方米,灶台、水井、仓储一应俱全,堪称古代的“开放式厨房”。值得一提的是,该厨房的灶房面积就达6.9平方米,附设水井的旁室更有25.3平方米之广,这还不包括未注明面积的柴房。
　　厨房方位亦暗含文化密码。汉代文献屡见“东厨”之称,曹植《当来日大难》诗云:“乃置玉樽办东厨。”考古所见,如郑州东汉陶庄园、顺义陶楼,厨房皆位于东侧。然亦有特例:徐州楚王宫厨房在西,和林格尔官府厨房在西南,可见汉代人在实践中并未拘泥于方位禁忌,而是更注重实际使用的便利性。
　　饭馆厨,市井中的美食工坊。汉代都市中,饭馆酒肆林立,“熟食遍列,肴施成市”的景象在西汉中期已蔚然成风。辛延年《羽林郎》以胡女口吻吟道:“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足见市井饮食之丰盛。即便在灾荒年间,长安城中还有“卖粱饭肉羹”的餐馆顽强营业。
　　更始政权在长安所授官吏中,甚至不乏“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讽刺,可见厨人亦能因时局混乱而跻身官场。乡村道边亦有贩饼卖浆之家,杜根得罪邓太后后,逃亡至宜城山中“为酒家保”；《汉书·高帝纪》载,沛县丰邑有王、武两家酒馆,刘邦未发迹时常在此赊饮。这些饭馆厨房虽史料不详,但其规模与专业程度必远胜家常厨灶。
　　官府厨,驿传与官员的“公务餐”。秦汉设“食官”专司官吏饮食,睡虎地秦简明确规定:“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这里的“养”即是厨师。汉代邮亭更是官员旅途中的“服务站”,《周礼》理想化描述:“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居延汉简中“后厨掾”的记载,印证了边塞厨官的存在。然而,官员常借“饰厨传”之名铺张浪费,汉宣帝、哀帝皆曾下诏斥责。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特别下诏斥责有的地方官吏“饰厨传”,即任意提高驿传饮食的标准。类似的诏令在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再次出现,足见官厨管理中积弊深重。
　　皇室厨,天子的珍馐殿堂。皇家厨房体系庞大,少府下属太官、汤官、导官、庖人各司其职,分别负责皇帝日常饮食生活中从择米到烹饪的各个方面。詹事所属的厨厩长丞和食官长丞则承担皇后、太子的饮食。司马相如《上林赋》称“庖厨不徙,后宫不移”,可见离宫别馆中厨房常备；扬雄《太官令箴》赞其“八珍清觞,以御宾客”,尽显皇家气派。而东汉皇宫中储备的“米糟薪炭”,更是皇家厨房庞大后勤的冰山一角。
灶井之间的“核心科技”
　　汉代厨房设施中,灶与井堪称“灵魂搭档”,共同支撑起日常炊事活动,其设计与功能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智慧。
　　灶具的演变见证着烹饪文明的进步。早期地灶逐渐发展为锅台式陶灶,东平模型中灶台砌于墙角,上置釜甑,旁有妇人添柴,烟火通过带罩烟囱排出——这一设计既防雨防风,又避免“火上焚栋”之险。
　　在汉代,灶的形制已相当完善。山东、江苏画像石中,常见厨房悬鱼肉、置釜甑,灶前厨者忙碌的场景,烟火气扑面而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多眼灶,可以同时进行煮、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大大提高了炊事效率。这种技术进步与汉代饮食文化的繁荣相辅相成。
　　井,厨房的“生命之源”。汉代人对水井极为重视,形制有土井、陶圈井、木构井之分。讲究者设井栏、顶棚与滑轮,如济源出土陶井模型,井架上的四阿顶式井棚与滑轮装置,兼具实用与美观。按照汉代惯例,每年的立秋日是“浚井改水”的日子,即清理水井的日子,这种定期的维护保障了饮水安全。
　　井与厨房关系密切,《汉书》童谣唱“井水溢,灭灶烟”；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的七个院落内,均有水井；洛阳西郊东汉居住遗址中的水井与住房相连；山东画像石上,作为厨房象征的灶的左方往往是一口井。而陈遵宴客时“取客车辖投井中”的逸事(每当陈遵举办宴会,宾客满堂,酒兴正酣时,如果有客人因为有事想要提前告辞,陈遵便会命令仆人将这位客人的马车上的“车辖”拔下来,扔到井里),更说明水井在宅院中的核心地位。
厨房里的汉代社会
　　厨房不仅是烹饪之地,更是社会百态的缩影,透过厨房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见汉代社会的多元面貌。
　　贵族宴饮时,厨房中“椎牛烹猪羊”,悬肉钩挂满珍馐,厨师多达十数人同时操作。山东临沂画像石上的贵族厨房有两间,一间类似储藏室,其中放置鸡、鱼、猪等肉类食品；另一间是操作间,其中有两名厨师正在烹饪。而与这种奢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士如戴昱则“结茅为室,拾掇蛤蚌”,炊事只能在露天完成。
　　官厨中,厨车酒车往来运送,驿亭里过客“食于道旁”。两汉之际,刘秀势窘,“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这类场景在汉代驿传中时有发生。市井酒肆中,胡女当垆,金盘玉壶交错——一幅饮食江湖画卷徐徐展开。
　　而刘秀逃亡时“对灶燎衣”,冯异抱薪、邓禹生火的故事,更让厨房成为历史中的温情注脚。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征战河北时,在南宫县遇大风雨,“引车入道旁空舍,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这个发生在厨房里的历史瞬间,让我们看到了帝王将相也有寻常人的一面。
　　厨房中的烟火气,串联起帝王将相与布衣百姓的日常,见证着时代的兴衰与个体的悲欢。从贵族的盛宴到贫士的粗茶淡饭,从官府的公务餐到市井的酒肆美食,每一处厨房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
跨越两千年的厨房对话
　　东平陶厨房模型,如同汉代饮食文明的“时间胶囊”,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灶火、水瓮与烟囱,更是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智慧。从火塘到独立厨房,从“臼灶生蛙”到“东厨具肴膳”,汉代的厨房革命,奠定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石。
　　这件珍贵的文物,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汉代厨房的具体形制,更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烟火气息。陶妇人添柴的动作、水瓮的摆放位置、窗棂的疏密设计,甚至外墙上的蝎子浮雕,都在诉说着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今天我们走进精致厨房,点燃灶火时,或许也能感受到那份从汉代飘来的、温暖而永恒的烟火气——它穿越两千年时光,依旧在每一个寻常灶台间袅袅升起,连接着古今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这种穿越时空的共鸣,正是文物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