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丽

　　我没有小名,也从没正经起过大名。出生以后奶奶随口喊了一声“丽丽”,就成了我的名字,这既是大人们口中的“小名”,也是伴我一生的大名。
　　那时村里的娃大多是这样,名字不用费心思琢磨,田埂上瞥见啥、灶台上撞见啥,随口一喊就定了终身。有的叫狗娃,图个好养活；有的叫麦穗,应着地里的收成；我这“丽丽”,许是奶奶那年春天在院子一角栽了丛野蔷薇,花开得艳丽,喊我时便沾了花的灵气。没人想着要再为我添个“大名”,户口本上登记时,村文书问奶奶我叫啥,奶奶笑呵呵地说“丽丽”,这两个字便顺理成章落上了纸页,成了我唯一的名。
　　奶奶喊我从不用高声,粗粝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两下,朝着院子里疯跑的我扬一扬:“丽丫头,回家喝米汤喽。”声音裹着灶烟的暖,慢悠悠飘过来,我即便正跟伙伴们在麦垛上打滚,也会立刻从蓬松的麦秸里钻出来,裤脚沾着草屑往家跑。米汤是搪瓷碗盛着的,上面飘着几粒煮得软糯的玉米粒,奶奶在一旁看着我喝,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慢点喝,没人跟你抢,我们丽丫头要长高高。”她从没叫过我别的,仿佛这个名字就是我天生的标识,刻在她心里。
　　后来我上学了,老师拿着花名册点名,念到“丽丽”时,我噌地站起来,声音脆生生的。同班有个邻村的丫头也叫丽丽,老师便笑着区分:“以后我就按照你们年龄大小,喊你们一个大丽丽,一个小丽丽吧?”我听后觉得很亲切——原来这名字不光属于我,还沾着乡里乡亲的熟络。放学路上,扛着锄头的大伯远远望见我,嗓门洪亮:“丽丫头放学啦?你奶奶在家蒸了红薯。”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大婶也会抬头笑:“丽丫头,过来给婶子说说,学堂里学了啥新字?”没人问过我的“大名”,因为在他们眼里,丽丽就是我的大名,是喊着顺口、听着暖心的名。
　　村西头的老槐树是听这名字最多的地方。夏天的傍晚,大人们搬着竹椅聚在树下乘凉,我和伙伴们围着树干追逐打闹,叽叽喳喳中总能传来奶奶的声音:“丽丫头,慢点跑,小心摔倒了”“丽丫头,来喝点水”——我便放慢脚步,坐在奶奶身边,小口地喝起奶奶为我准备的蜂蜜水。奶奶一边为我打扇一边絮絮叨叨:“丽丫头,你看你跑得满头大汗,一会可别这么疯了。”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奶奶的念叨。
　　一年秋天,我跟着父亲去镇上赶集,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那人笑着问父亲:“这是你家丫头?大名叫啥?”父亲刚要开口,我抢先说:“我叫丽丽,这就是我的大名。”父亲笑着拍了拍我的头:“对,就叫丽丽。”那人也笑了:“这名字好,干净又响亮。”那天镇上人多,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可我总觉得,没有比“丽丽”更顺耳的名字了。它就像村里的土坯墙、老井水,朴实又亲切,喊一声就带着烟火气的回应。
　　我长大了,去了城里读书、工作。城里人初听我叫丽丽,会愣一下:“这是大名还是小名?”我笑着说:“既是大名也是小名,我就这一个名。”他们便会赞叹:“真特别,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好记多了。”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名字本身就带着故事,懂的人自然懂。
　　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可村里的长辈们依旧亲切地喊我丽丫头。每次回家,他们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丽丫头,城里过得好不好?”“丽丫头,啥时候再回来看看?”我知道,这个名字里藏着他们对我的牵挂,藏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它没有大名的正式,却比任何正式的名字都承载着更纯粹的情感；它没有华丽的字眼,却比任何精致的称谓都让我安心。它就像一根线,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生我养我的村庄,连着那些爱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