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术存续,人们经常会想起西南联大的传奇。其实,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还有许多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工作者,以科学为武器,与全国军民一道,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不仅为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薪火相传。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知了”品牌推出的《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就是一本聚焦科学与知识分子独特贡献的专著。书中那些真实故事,展现了科学家胸怀家国、矢志创新的精神风范。
　　□永新

来自李约瑟的观察
　　1943年2月24日,一架穿越“驼峰航线”的运输机降落在昆明机场,机舱内走出了一位外国人,他就是英国胚胎生物化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的李约瑟。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科研机构在战火中东迁西徙。他亲眼见证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与知识分子的鲜活细节,《奋起》一书通过分析相关考察资料,详细梳理了其中的脉络。
　　李约瑟在昆明的首次考察,便震撼于中国科学家开展研究的场景。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汤佩松团队面向战时需要,开展的从蓖麻子提取油脂、士兵营养调查与改良、制造乳酸钙等研究,支持着战时工业和医药制造需求。在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教室里,吴大猷用破旧的光谱仪坚持原子物理研究；华罗庚在牛圈旁演算,并写了一本《堆垒素数论》。在藏身于山谷洞穴的中央机器厂的精密机床旁,工程师用炮弹壳刨下来的碎屑,替代电炉丝开展研究。北平研究院物理学家钱临照团队,用脚踏机械切割水晶,为军用光学仪器提供核心材料。
　　3月21日,李约瑟抵达重庆。他访问了歌乐山、北碚和沙坪坝三处科教机构聚集之地,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地质学家李善邦用废金属自制地震仪,并记录了109次地震,中央大学生物系在防空洞内培育出抗疟疾菌种,兵工厂工程师用卡车弹簧锻造手术器械。
　　随后,他开启了川西之行。在成都,李约瑟考察了四川农业试验站,该站利用木制抽水机械和实验梯田,开展作物遗传研究。他感慨道:“中国科学家在荒野中跋涉上千里,在没有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系统的泥灰房子里做研究,几乎是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成就。”
　　8月,李约瑟又远赴西北考察。他从重庆出发,经汉中、天水抵达兰州,随后深入敦煌。在兰州,李约瑟身着当地的羊皮大衣考察了西北卫生防疫处的疫苗生产。在敦煌,他拍摄了莫高窟壁画、三危山汉唐遗迹及当地生活场景,并推测榆林窟的西夏“蒸煮图”为早期蒸馏酒技术。
　　1944年4月,李约瑟开启了中国东南之旅。他从重庆出发,穿越日军封锁线,到访广东、福建等地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研究院。他专门记录了岭南大学一位院长,在校舍重建中因操劳过度而不幸殉职一事,凸显战时知识分子的牺牲精神。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迁校于此,校长带领师生用竹篾搭建实验室,坚持半导体研究,李约瑟深表钦佩。
　　8月,李约瑟开启西南之行,他先后到达贵阳、安顺、昆明、保山,到访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央卫生防疫处、湘雅医学院、军医学校、西南联大、北平研究院,以及兵工署下属的一些兵工厂。此后,他从云南返回贵州,到达遵义、湄潭等地,到访了浙江大学。李约瑟看到了王淦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展的中微子研究、罗登义利用贵州野果刺梨开展的维生素替代品研究、苏步青的数学研究,称赞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
　　1945年8月,李约瑟开启了北方之旅,先到绵阳,后折向东北,走川陕公路到宝鸡、西安,再向西抵达天水,他重点考察了迁至北方的科研机构。在甘肃天水,李约瑟访问了西北医学院和防疫机构,还考察了一些小型工厂。
艰苦的科学抗战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科技史的研究较少,实际上,科学与科学家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战科技史有巨大研究空间。《奋起》一书勾勒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事业曲折发展的轨迹,揭示了科学在战时环境中面临的挑战。不仅使我们得以窥见科学抗战这条“无形战线”的真实图景,更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众多的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饱受炮火摧残。比如,南开大学被日军飞机集中轰炸四个多小时,日军轰炸后还把没有炸的楼房浇上汽油焚烧,整个南开大学校园沦为一片焦土。
　　为了保存学脉,无数科学家和学生,不得不含泪惜别刚建不久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东部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颠沛流离、几易校址,在昆明、贵阳、重庆、成都、李庄、西安,形成了战时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大后方。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专门科研机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40年2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要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和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面对陌生的风土环境,科学家们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回应民族危机。他们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冲破封锁回国；或把纯理论研究转向军需生产,让尖端知识变成御敌利器。每一个选择里,都是“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的决绝。
　　在昆明,物理学家严济慈带领团队,研制了优质水晶振荡片,极大提升了战时的电信技术水平；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研制出战时需要的疫苗和血清,并成功突破了青霉素的研制难关；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带领团队调查了云南的多种野生植物资源,在满足抗战需求的同时,推进了植物学和真菌学的发展；化学家吴学周和同事们,开展了利用当地蓖麻子油替代飞机润滑油的研究课题。
　　在重庆北碚,植物学家钱崇澍在青城山一带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写出了《四川北碚植物鸟瞰》等研究论文；中国恐龙研究奠基人杨钟健,完成了第一具由中国人自主发掘、研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骨骼形态复原。
　　在湘赣山区,营养指导员沈同冒着硝烟和炮火,开启了战地士兵营养调查和保障研究。在广西钟山,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找到了铀矿。在成都华西坝,营养学家郑集开启了战时民众的营养调查和改良研究。在四川乐山,化学家侯德榜发明了全新的“侯氏制碱法”。在四川李庄,建筑学家梁思成利用战火中辗转保存下来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撰写了《中国建筑史》。
　　抗日根据地同样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科学抗战事业。在晋察冀军区,张方、汪德熙、熊大缜、高霭亭、阎裕昌等科技人员,因陋就简发明的“坩埚蒸锌炼铜法”,攻破了锌铜合金制造技术,“缸塔法”突破了硫酸制造技术,“雷银纸雷管法”突破了雷管起爆技术。在陕甘宁边区,无线电专家李强办起了枪炮厂,生产出中国共产党军工历史上的第一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机械专家沈鸿利用他带到延安的10台机器创办了茶坊兵工厂,制造出抗战所需的各种机器100多套；石油专家陈振夏,和同事们一起排除万难,将延长石油厂建成规模,保证了军车的行驶、机器的运转、枪机炮膛的润滑；化工专家钱志道,创造性地提高了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科技进步和学脉传承
　　科学家的“奋起”和“坚持”终获回报,他们不仅让中国的科学事业得以在战火中顽强存续,更吸引了外国专家远赴战时中国开展交流合作。
　　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阿洛夫、罗生特、傅莱、高田宜等医务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炮火中挽救中国军民的生命,创造了适宜战地应用的医疗装备,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医务人员。物理学家班威廉培养了战时急需的无线电台技术人员,还带领大家组装超外差式接收机,解了燃眉之急。通信专家林迈克依靠极为简陋的设备,在延安的土地上架起了天线,向世界首次发出了“新华社延安”的声音。土壤学家罗德米尔克风餐露宿6000余里,综合考察了中国西北地区,为当地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提供了一手资料。
　　前文提到的李约瑟,除了跋涉数万里进行考察外,还运送了贵重的科研物资,开展演讲、讲座200余次,拍摄了1400余张珍贵照片。李约瑟还通过多种渠道,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宣传、介绍给西方国家的民众和科技界,建立起战时东西方反法西斯科学家之间双向交流的桥梁。
　　科普作家高士其的故事同样动人。这位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博士因实验感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行动极为不便。他却坚持来到延安,组建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组织农工展览会、出版“国防科学特辑”,学习科学、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回顾历史,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最初建立,几乎完全依靠科学家群体的奔走呼吁和辛勤耕耘。而这种热忱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就集中体现为该书标题所凝练的“奋起”一词。
　　在前线,科技工作者创造性地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用技术,解决了战地的急迫需求,筑起了“科技长城”。在后方,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各自领域保障着国计民生,建起持久抗战的坚固堡垒。在服务抗战需求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推动着科技进步和学脉传承。在《奋起》看来,经历了抗战的中国科学,实现了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国情和本土资源的有机结合,推动了近代科学知识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的战时工作,向世界展示了爱国情怀和必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