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

　　韩非,战国后期韩国的宗室公子。据陈千钧、陈奇猷等前辈学者考证,其生年当在公元前295年前后,卒于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年)。韩非生活在动荡空前的战国末期,作为韩国的宗室公子,韩非热切地期望韩王能变法图强。他屡次上书韩王,主张改革政治、富国强兵。但是,韩王没能采纳他的建议,相反,他的文章却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赞赏:“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韩非,秦王嬴政派兵攻打韩国,韩非于是被派遣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之后,尽管秦王很高兴,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当时任秦国宰相的李斯,是韩非师从荀子时的同学,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出于对韩非的嫉妒,李斯利用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的身份谗毁韩非,秦王嬴政相信了李斯“非终为韩不为秦”的谗言,于是将韩非下狱治罪,最后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韩非事迹时说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著述后来被汇编成集,称为《韩子》。至唐代以后,由于韩愈被尊称为“韩子”,为避免混淆,韩非的作品集《韩子》被改称为《韩非子》。《韩非子》全书二十卷,五十五篇。与其他先秦诸子著作相类,该书也掺入了一部分韩非弟子后学的作品,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韩非自己的作品。
　　纵观先秦时代的法家思想,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集三者于一身,提倡“法”“术”“势”并重的法制思想。他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明法、任势、用术,才是保持君权、统御群臣、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以动乱时世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为依托,站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上,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历史进化观为依据,激烈地反对儒、墨两家所推行的“施仁义、法先王”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指出“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的不可行,另一方面则再三强调了“以刑去刑”“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法制思想。他对于法术、权势的认识,触及了君权政治的核心问题。
　　韩非再三强调有法不依的危害,他说“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同时,他也再三强调法律公平的意义,所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明法禁,信赏罚”等等。有法必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无疑具有超越其时代界限的预见性。
　　韩非的法术思想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与政治阴谋、权术诡计密不可分的种种“治术”。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以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韩非对“术”的强调与重视,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列国之间、君臣之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政治现实的忠实反映。韩非以宗室公子的身份提供给当时韩国君主的这些“御臣之术”,真实、客观地为我们保留了认识那一段时期历史、政治的第一手资料。韩非备受批判的“刻薄寡恩”,实际上正是那个“竞于气力”的功利至上的时代的缩影。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韩非对政治与权势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注定了他悲惨的结局。因此,司马迁在为韩非作传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慨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韩非子》的论说分析,周密细致,深刻尖锐。他除了善用譬喻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之外,还经常利用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寓言故事作为论据来说明抽象深刻的道理,另外还有专门集录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的《说林》及《储说》,因此,《韩非子》一书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故事与传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如“守株待兔”“智子疑邻”“自相矛盾”“买椟还珠”“滥竽充数”“郢书燕说”等,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成语。
　　对于《韩非子》一书古本的流传问题,周勋初先生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中有细致的梳理。据此可知,《韩非子》的传世古本,主要有清初张敦仁影钞宋乾道本、《道藏》本、明张鼎文本、《韩子迂评》本、明赵用贤本、周孔教本、吴勉学《二十子全书》本、秦季公又玄斋本、张榜本等。近代以来,王先慎以乾道本为底本完成的《韩非子集解》最为通行。当代的新注本有陈奇猷《韩非子集释》(2000年修订改版为《韩非子新校注》)、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邵增桦《韩非子今注今译》、沈玉成等《韩非子选译》、刘乾先等《韩非子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