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黄州,既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也成为他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黄州之后,苏轼虽曾短暂重返权力中心,但余下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贬谪中度过。在这些远离庙堂的日子里,他结识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朱寿昌、王齐愈等。正是这些普通人在具体的生活小事中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温暖,成为他人生中的“贵人”。作者刘墨的新书《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以黄州为节点,聚焦苏东坡被贬后与众多“小人物”之间的温情交往,展现了他身上深厚的人文精神与隽永的生活趣味。
　　□刘墨

朱寿昌
　　朱寿昌,字康叔,是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一位主角。其父朱巽是仁宗年间的工部侍郎,母刘氏是朱巽之妾。在朱寿昌幼时,刘氏就被朱巽遗弃,母子从此分离五十年。
　　长大之后的朱寿昌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河中府通判,岳州、阆州、鄂州知州,广德知军,又任司农寺少卿、朝议大夫等。
　　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正处于艰难穷困之中。巧的是,朱寿昌此时正在鄂州做太守,与黄州隔江相望,因而时常送去酒食。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有一封写给朱寿昌的信,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某启。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简,感服并深。比日尊体佳胜。节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办,日有胜游,恨不得陪从耳。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拙疾,乍到不谙风土所致,今已复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时自重。
　　……与可船旦夕到此,为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子由到此,须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
　　朱寿昌专门派人送信送酒送水果给苏轼,苏轼也经常为朱寿昌写诗填词,写字作画。
　　在苏轼留下的文献中,可查到苏轼致朱寿昌的信有二十一封、诗八首、词二首、文二篇。其中《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一首,最为传诵: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有人认为这首词是朱寿昌离开鄂州赴提举崇禧观时的送别之作,其实更可能是元丰四年(1081)的深秋,苏轼忽有感触,就填了这首《满江红》寄给对岸的朱寿昌。
　　长江、汉江的水自西向东奔流而下,在黄鹤楼上望去,浩渺的江水如葡萄酒般碧绿澄澈。这里也汇集着来自四川岷山和峨眉山融化的雪水浪花,以及锦江春色。朱寿昌当年曾是在陕州留有爱民美誉的通判,而苏轼是思乡未归的游子。面对这里的景色,苏轼很想对朱寿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你千万不要去读《江表传》,像祢衡那样的狂士,虽然值得同情,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深感痛惜。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呢?就算是可以操纵生杀大权的曹操、黄祖,不也是匆匆过客吗?还是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诗吧。
巢谷
　　巢谷,字元修,是苏轼的同乡,苏辙在《巢谷传》中说,他们从小就认识。但苏轼兄弟二人在朝廷当官还算顺遂的时候,巢谷一次也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苏轼被贬黄州,巢谷出现了,虽然他来的时候已经是元丰六年(1083)。巢谷成了陪在苏东坡身边的好友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成了苏迈、苏过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诗中,苏东坡描述了二人的友谊,二人相互勉励,不抱怨,你我都是上天的子民,依然可以共享无边的春色。
　　如果说苏东坡是美食家,巢谷同样也是烹调高手。除了和苏东坡在一起时共同回忆家乡“元修菜”的味道之外,巢谷还经常在雪堂中下厨烧菜。巢谷的到来,给苏东坡的生活带来了浓浓的情谊。苏东坡在写给堂兄苏不危(子安)的信中,就非常满意于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
　　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为书角大,远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诸亲知书,各为致下恳。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常亲自煮猪头,灌血腈,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可转此纸呈子明也。近购获先伯父亲写《谢蒋希鲁及第启》一通,躬亲褾背题跋,寄与念二,令寄还二哥。因书问取。
　　在信中,苏东坡对堂兄能够在老家与家人围着炉火团聚在一起过年,先人的坟墓也在家附近表示了羡慕之情。依照他的《黄州寒食诗》中“坟墓在万里”来看,这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
　　等巢谷回四川时,苏东坡再三叮嘱巢谷回川后要记得给他捎带元修菜的种子,而且还记取了王羲之的教训:“君归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因为装在信封里影响菜籽出芽,一定要用透气的布囊装才可以。第二年春天,巢谷从故乡眉山带来的元修菜籽便在黄州东坡雪堂前旺盛地生长起来了,苏东坡终于尝到了新鲜的元修菜。
　　元丰六年(1083)二月,巢谷也曾到江南武昌车湖王齐愈家小住。不想黄州牢城失火,大火蔓延到了苏东坡的雪堂边上,甚至有火星已经飞落到雪堂的房檐上……火灭后,苏东坡写了一封《与巢元修简》,促巢谷早归:
　　日日望归,今日得文甫书,乃云昨日始与君瑞成行。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啖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老兄别后想健。某五七日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今日渐佳。近日牢城失火,烧荡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飞焰已燎檐矣。幸而先生两瓢无恙,四柏亦吐芽矣。
　　在信中,苏东坡将自己描写得十分狼狈,东坡的田地荒芜了,春笋也老了,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还痰多、咳嗽,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一点快乐都没有。而且,因为牢城失了火,烧了很多东西,雪堂也几乎被烧,邻居潘家的人都跑了以避火灾,火都烧到了房檐,不过,你的两个瓢都好好的呢……
　　后来,当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到雷州,后又派到循州,巢谷还去看他们,只是他没有见到苏东坡,就死在了路上。
李常
　　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九江永修)人,比苏轼大九岁。
　　李常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考中进士后,调江州判官,他将自己抄的九千卷书留在了庐山,名为“李氏山房”。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任李常做权三司制置条例司,却被反对新法的李常拒绝,而且还和右正言孙觉、御史中丞吕公著、张戬、程颢等人一道上疏,明确表示反对王安石及其新法。为此,李常被贬通判滑州。
　　熙宁七年(1074)九月,李常调湖州太守。在那里,他很开心地筑“六客堂”,以与张先、刘述、杨绘、苏轼、陈舜俞等人相会,他们的诗词被集为“六客诗”“六客堂词”。
　　熙宁九年(1076),李常转齐州太守,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他手下任事一年左右。苏辙非常敬重李常,赠诗歌几十篇。
　　苏轼与李常交往甚多,其起始时间,至迟应在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
　　“乌台诗案”结束,苏轼被贬到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主动与许多亲朋好友中断了联系,对方不再与他联系的也不在少数。宋朝为防止官员之间互相联结,对官员间交往的管理十分严格,除非出差,否则只能是调职途中“偶遇”。
　　李常此时是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办公地点在舒州(今安徽安庆),黄州属该路管辖。在苏轼到黄州九个月后,李常终于逮到一个出差的机会来看苏轼。元丰三年(1080)十月,李常从光州来到黄州看望苏轼。显然,对困顿中的苏轼而言,这一患难见真情的安慰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为此,苏轼还在写给秦观的信中特意提了一笔:“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相聚数日后,苏轼陪李常过江浏览武昌西山寒溪等处的名胜,并作《菩萨泉铭并序》一文。李常用菩萨泉的来历安慰落难中的好朋友,既然人世间的万物皆有因缘,那一切就随缘好了,想多了也没用!
　　元丰四年(1081),谪居黄州的苏轼又想起当年在湖州与李常等友人的聚会游玩。《书游垂虹亭》一文除叙述在湖州与李常、张先等人同游松江垂虹亭饮酒赋词的欢快场面之外,他还感慨地写道:
　　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试想此时此景,寂寞的苏轼冬夜独坐于黄州临皋亭上,念及昔日高朋云集,诗酒谈笑,对照眼下,自己的处境如此凄寒,三位友人已亡故,转瞬七年,恍若隔世,不禁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他觉得所发生的一切,真如人间一梦。
　　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东坡修造雪堂的过程中,还曾向李常索要橘树。后来苏轼将它写进了《东坡八首》之六中:
　　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
　　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
　　十年何足道,千载如风雹。
　　旧闻李衡奴,此策疑可学。
　　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
　　遗我三寸甘,照座光卓荦。
　　百栽倘可致,当及春冰渥。
　　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
　　诗中同舍郎即指李公择也。想必,弄一百棵黄柑树苗栽在东坡之上,对李常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如果说到黄州之后的苏轼之所以不再主动与亲友联系,是因为怕别人受到自己的牵连,那么他与李常的关系却很是微妙,甚至让人颇为费解——在其保存下来的十七封书信中,约有十封为黄州时所作,占去总数大半。
　　《苏轼文集》卷五十一《与李公择十七首》,从第八首开始是写于黄州,但这已经是元丰六年(1083)的春天了。这一年,苏轼病了一场,除了固有的眼疾之外,肺部也出了不小的问题,他只好猫在家中养病,不承想竟被人传为死去,连皇帝也被惊动。苏轼遂写信给李常,较为详尽地说明了前后原因。
　　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音信了,李常在来信中向他索要诗、词、画之类,并且将自己的“文编”寄给苏轼。对李常的索要,苏轼竟然几乎全部“拒绝”,这样的情况实甚为少有。
　　再看另外一封信: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苏轼是有意在回避与李常之间的亲密关系,“铁心石肠”。他又反过来规劝朋友,凡是有利于朝廷、百姓的事情,尽管去做,不必考虑得失进退,即使是穷困与死生,也应该坦然面对。
　　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东坡被授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意味着,四年多的黄州生活结束了。
　　离开黄州,他首先前往庐山,在那里找到了李常的藏书山房,写下《书李公择白石山房》一诗:“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头白早归来。”
　　(本文摘选自《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