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父如子 　　中国式父子关系少有直白的表达,多是权力的暗自交锋与不肯低头的尊严,爱常常藏在对峙、沉默与隐忍之中。《花园与父亲》是一段关于疾病、死亡与代际和解的非虚构叙事,以父亲患癌至离世的真实经历为线索,在新居与坟墓之间,用一方花园承载家庭的命运羁绊与个体的精神救赎。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父子之间最后的对视与对话充满了不舍与温情。那些真实可触的照护日常与病中琐碎,那些无人可说的煎熬、怜悯、愤怒、恐惧与无助,照见了无数人面对至亲离去时的共同心境,也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在阅读获得最深的理解与慰藉。
　　□黄鱼

(一)
　　父亲的骨痛在持续加剧。我一边告诉父亲这是骨质疏松,年纪大了都这样,当然长期吃药打针也有些影响,一边又专门去问张医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张医生说,“除非打杜冷丁,但不至于现在就打吧,以后有你好受的呢,先忍着。”我追问了一句,以后会怎么个好受法?
　　“很痛,比起以后的痛,现在这点痛,不算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这么跟你说吧,除了骨头痛,到时候膀胱会出血,尿道会被血块彻底堵塞,连导尿管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形成尿潴留。为了清理血块,需要把针头插进去,把血块吸出来,甚至需要专门开刀。但开刀仅仅是为了取血块,对缓解病情一点用也没有,又不得不切开。总不能看着病人活活被憋死吧。”
　　“是痛死的吗?”
　　“可以这么说,反复插导尿管,清理血块,很痛,再然后就死了。”
　　张医生的话像一道巨大的阴影,一直悬在我心头,以至于我看父亲的目光,有种高等动物看低等动物的感觉,怜悯、残忍、爱莫能助。我和他俨然被分隔在了两个世界,彼此无法穿透,无法感同身受。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啊。我查资料也查到过,父亲得了这种病,那么儿子的得病概率会比一般人群高很多；因此常感到心惊肉跳,好像父亲这是在预先给我演示一遍,一个人从生到死,究竟会遭遇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的痛感,恍然间也会漂移来到我身上,真真切切,好像我也正在遭受无休无止的折磨。
　　一天早晨,父亲跟我说,自来水厂附近有家诊所,那里的止痛膏很灵。
　　“谁说的?”我问他。
　　“雪娟说的。”
　　“那个地方在哪里的?”
　　“那么给雪娟打个电话好了。”他拿出电话,直接在上面拨,看来对号码很熟。
　　“打什么电话呀,大清早打人家电话?”我说。雪娟就是立火师娘,当初,就是她鼓动我们可以放心地去找田医生。
　　父亲把手机收了起来。我也没把他说的当回事,一天都在外面。就当是跟往常一样,父亲大清早起来,只是为了能跟我说句话。形形色色的土方偏方多的是,我本来就不相信。晚上回家吃饭时,却看见父亲接起一个电话,说了好些时间,原来就是立火师娘打来的。一个曾经在中医院工作过的骨科医生,现在自己开了一爿诊所,就在自来水厂旁边的江滨西路多少号。立火师娘再三劝父亲,那里的膏药,说不定可以拿来试试呢,都说对付骨头痛很灵光。
　　父亲要我明天就去那个诊所一趟:“你见了那个骨科医生,要说清楚我的身体情况,骨质疏松还能不能用他的膏药。”
　　“好的,我会问的。”
　　他又补充道:“如果明天你上班事情忙,等到你后天休息下来,再去也不迟。后天去的话,我也可以一起去。”
　　“好的,那就后天去吧。”
(二)
　　我一直没去那家诊所。后来还是他自己去的,要来了那种膏药。给父亲寻医问药本该是我的事,但我似乎有些专制,对什么是医什么是药有着自己的理解,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心。反过来,如果我不按自己的理解,又叫我如何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呢?我已经查阅了很多资料,到目前,我为父亲安排的都是标准的疗法,甚至连他病情发展的几个时间,也逃不出统计数据的概括。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既然能用的医学手段都已经用上了,也用到头了,那我也只能作壁上观。
　　但父亲有他自己的理解,更有一份只属于他的对生的渴求,眼见得我不再东奔西走地找医生,就挖骨头动脑筋地自己想办法了。有时就直接吩咐我干这干那的,分明包含了一层意思:就不指望你想办法了,但我要你做的,你总得做到吧。有的我马上就照办了,譬如,他要我去买一根护腰带来,去买一根拐杖来,我立即去买了；有的我也会拖着不办,譬如这个人那个人推荐的这个药那个药,就听之任之,随他自己在弄了,但也不去干涉。有时他对我说话明显带有情绪,似乎在埋怨我没有用心为他想办法,口气也会生硬起来。
　　很多东西在堆积、浸润、蔓延,一寸寸蚕食他对活着的感知,不知不觉地便以为,这般痛苦、艰难地活着是天经地义的,但即使这般痛苦、艰难地活着,也要继续活下去。
　　不过很快,在各种自以为是的自救行动中,他的精力终于被消耗殆尽,脑筋也动完了,说话也软塌塌的了,似乎被凌迟到只剩一口气,再也没力气呼喊了。
　　天渐渐热起来,为图凉快,父亲会下到地下室去,把躺椅放在桌子和墙壁之间的狭窄通道里,斜躺在上面。在那幽暗与寂静之处,他会睁着眼睛,半天才眨一下,感觉气流从气窗进来,微弱地划过他的身体,再从身后的门洞出去。在鼻腔前面一寸的地方,气流与他的呼吸交汇,在一呼一吸之间,会产生一个气旋——但那都是前不久的事了。不多日,他连去地下室的十来级台阶也没勇气去走,而只能坐在客厅的书柜前面。躺椅也搬上来了,在书柜前面放着,边上放了一张骨牌凳——躺椅和骨牌凳,两样家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他把尿袋挂在躺椅这边的扶手上,把拐杖靠在躺椅那边的扶手上。茶杯放在骨牌凳上,茶杯口上插了一根塑料吸管,那种带有红色竖条纹、在上端五分之一处可以折弯的管子。父亲现在喝水得用塑料管吸了,喝水时不用从躺椅上坐起来,那会很痛。
　　有一次我刚从门厅进去,父亲就拿起一个白色的塑料瓶,晃了晃,让我看。似乎他就等着我回家,就为了让我看这个白色瓶子。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晃不动手里的任何东西了,他连自己的空手也晃不动了,只是颤悠悠地把瓶子拿在手里,努力向上举着。
　　他说:“一样的椒盐,你去买一瓶来。”
　　那是个盛椒盐的瓶子,平时放在厨房抽屉里。我立即想到,他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提前把瓶子放在了跟前的骨牌凳上。他现在不吃鱼、不吃肉,一丝厨房味道都令他恶心,他现在吃白米粥,上面撒一点椒盐,别的都不吃。
　　这地方也是一个气流通道,面朝门厅,面朝花园。接近中午的时候,花园里又绿又亮,十分耀眼,风沿着花园台阶爬上来,将初夏万物生长的气息捎带进来。红叶石楠火焰般的嫩梢正在转绿,含笑花、月季花正值盛开,紫薇的枝条都伸到台阶上来,挡着走路了。小区里在修剪绿篱,植物汁液的那股浓香,连风也吹不动它,生猛,新鲜,在空气中慢慢变干。父亲将手在身前挡了一下,好像为了遮挡从花园上空落到脸上的亮光,又好像为了在各种气味的十面埋伏中,扒拉开一个小口子。好多天他都这样躺着,有人来看他时,他会说:
　　“可惜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没福气享受了。”
(三)
　　进入六月,父亲不再像之前那样大清早起来,赶在我出门前,向我倾诉昨晚吃的苦头。他们卧室的对门就是楼上的卫生间,仅仅为了贪图进出卫生间的这点方便,他都懒得起床、懒得下楼了。当然,也懒得跟我多说什么了。说了也白说,反正你听不进去。他开始踏上一条陌生的路,孤军深入,得不到亲人和同伴的接应。有时我会给他去倒一下尿袋,那只盛着金黄液体的袋子,捧在手里一晃一晃,愣是拿捏不住,摸上去似乎还有些温热。我会突然感到一阵心慌,赶紧要把它脱手,避之而唯恐不及。他也不再每天把那副假牙套上去了,不光是晚上,连白天也不套上去,他反正吃不进东西了。他人在楼上那端,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假牙却遗留在楼下这端,被卸下来泡在一个不锈钢小碗里,摆在厨房水槽正对的窗台上。在一汪清水中,这个人类发明的伟大装置,看着有些变形,一层天空的亮光覆盖在上面,间杂了一丁点浮起的油花。
　　我会来到花园里,听凭脑海里掠过一些杂乱的、跟父亲有关的念头。读高中时,放寒假遇上大冷天,我会把父亲身上的大衣、棉帽要过来穿戴,那种被父亲体温包裹起来的厚实感,仿佛至今都还在。有初识那个男人时的拘谨感。那是我记忆所及第一次见到他,我已经会走路了,被舅舅带去车站接“爸爸”,那时我被养在外婆家。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人,看着我不知如何是好,我也只是看着他,舅舅叫我赶紧叫“爸爸”,我这才叫了一声,“爸爸”。但在现实当中,父亲正在无可挽回地飞逝而去——花园水池里养的那些鱼,通常都是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如果有哪条鱼独自在游了,那它准是快死了；它已经再也合不到鱼群里去了,游起来身子都摆不端正了,歪歪斜斜,却仍然竭力要游出个姿势来。用网兜去捞,一捞一个准。我会把它捞起来,扔在花园里当花肥。
　　我在地下室里看书——会不自觉地去想象,父亲当时一个人坐在这里乘凉的感受。母亲下来了,向我来投诉父亲。她说:“他摸来摸去在找东西。我问他在找什么,他说找电话本。我说找电话本干吗,他说给黄医生打电话。我说给黄医生打电话干吗,他说要到宁波去看病。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啊。他说这里的医生,骨头痛也不管我,大小便无数次也不管我,我要到宁波去看病。我说你怎么能给黄医生打电话呢?你不能给黄医生打电话!”
　　黄医生是父亲年轻时村堂里的同年伴,后来当兵,成了一名军医,退休后定居宁波,时常回新村村堂来。村堂里谁得了什么病,都会去找他,他也很乐意帮忙,而父亲跟黄医生又特别要好。
　　我说:“他上次也跟我说过要去宁波看病,他要打电话,就让他打好了。”
　　“怎么能打电话?电话一打,宁波那边就会安排他去看病的。”母亲说。
　　“哪有这么灵的,他这么一说,他们就照着去做?总要先来问问我们吧。”
　　“反正不能打电话。后来我问他电话打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能打电话的。他没作声。还说我良心不好。”
(四)
　　父亲在床上躺着——有时我会去他身边坐一会儿。但有时连坐下去的勇气也没有,而只是在床前站一会儿,居高临下看着,与他仰望的眼睛交错而过。他翻来覆去地看自己的手,努力将一只手擎在空中,手指一个个分开,并拢,再换另一只手。手指有些白,他已经好久不在太阳下干活了。有很多疤痕,右手大拇指不能完全屈伸到位,有一年在车间里被机器压了一下。有一年他的手还被电锯锯到过,血肉飞溅。有数个灰指甲,起翘,扭曲。
　　“夜里特别难过,比白天难过。”他说。
　　“夜里你都在想自己。白天跟别人说说话,想想别的事情,就不会特别难过。”我说。
　　“是的,可是我现在白天也很难过。”
　　我沉默了片刻,说:“人都要走到这一步的,包括我。”
　　父亲关心起一件事,他去世后母亲能享受多少遗属补助。母亲把打听来的情况向父亲做了报告。父亲点了点头,似乎还满意。他是多么希望他将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从母亲的角度,从丈夫的荫庇中获得货真价实的好处,那也是她应得的。都没有虚情假意。父亲还以通常的殡仪来挟持我——在父亲的出殡队伍上,儿子得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向所有人宣示:我曾有过一个父亲,他现在死了。
　　他狠狠地把他的告诫说出来,但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你要对你妈好。如果你对你妈不好,以后我死了……不要叫你捧照片,叫你妈来捧!”
　　从车库下到地下室的台阶上,我踩到过一些极其细微的东西。踩上去听不到一点声息,但就是能感觉到鞋底有东西。还会被脚步经过的气流带起来,像风卷起枯叶。俯身一看,是很多折断的飞虫翅叶,黑色,轻巧,密密麻麻落了一地,在手机灯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细微的光泽,让人心生莫名的爱怜。上网查了一下,应该是婚飞蚁的断翅,往往在春、夏季的雨后天气巨量出现,是白蚁美好爱情的遗留物。纷飞,交配,然后回到黑暗的巢穴里繁衍后代——在即将亡父的气氛中,确定的预感交织着万分的疑惑,正好赶上这么一种奇妙的生物现象,我不由得认为,那是不是某种启示呢?
　　(本文摘选自《花园与父亲》,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