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震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和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肩负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依托思想政治工作产学研协同,构建思想同向、资源同享、创新同步的发展新格局,成为国有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途径。
一、协同建设现实成效:思政引领下创新合作稳步提质
(一)战略导向“更加务实”。依托专题思政研讨、政策宣讲教育,大多数国有骨干企业已经树立了科技创新、产学研协同的战略核心位置。各级政工部门同步开展创新思想宣贯教育,科技创新战略落地务实性显著提升。
(二)平台建设“更加扎实”。以党建共建、思政联学为纽带,一批央国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了“协同创新、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的初步模式。
(三)合作模式“更加严实”。国有企业开展“科改示范活动”的同时,政工部门承担政策解读、思想疏导的职能,在开展思政宣讲思想统一的基础上,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孵化器等方式,吸引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
二、深度融合突出堵点:思想错位衍生多重协同壁垒
(一)企业与科研体系对接,存在“结构性摩擦”
1.思想错位造成“研用脱节”。高校院所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国有企业则以“市场导向”为主,由于缺少常态化校企思想互通、需求研讨机制,无法从思想层面弥合目标分歧。
2.思维差异形成“条块分割”。高校院所全力争取到较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资源,国有企业却很难对长周期、高风险的科技研究进行大规模投入,企业自筹资金投入与科技计划资金难以有效统筹。
3.思路分歧铸成“统筹乏力”。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多数以某个具体项目进行产学研结合,没有思路共识为基础,有些产学研仪式举行之后,战略需求未能高效转化为企业创新实践。
(二)企业与科研校院合作,存在“制度性壁垒”
1.成果收益认知“思想藩篱”。 一些高校院所期望通过科创研究成果专利转让获得经济利益,而企业则更关注技术的独占性和后续改进,缺少依托思政协商建立的标准化利益共享共识。
2.考核评价考核“思想僵化”。高校院所的考核评价多以学术成果为核心；国有企业的考核则偏重短期产出和经济效益,双方固化的考核思维评价体系错位,导致协同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3.信息沟通缺乏“思想交流”。双方缺少党建联学、人才互访、思政座谈等常态化交流平台,导致合作成功率低、科研成果产出差。
(三)企业与科创研究转化,存在“系统性断裂”
1.基础研究“投入阻滞”。国有企业短视经营思维倾向于将研发经费投入到见效快的产品开发上,高校院所产生的原创性成果,无法有效跨越技术成果转化的壁垒。
2.中试验证“能力断层”。高校院所有技术缺乏中试条件,国有企业考虑长期性投入不愿建设中试线,政府主导的公共中试平台数量有限,三方主体思想上的投入顾虑,导致大量具有潜力的技术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
3.场景驱动“创新乏力”。未来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应用场景,但多数国有企业出于运维风险、成本管控、保密管理等保守思想,未能有效形成良性循环。
三、强化思政工作引领:多维施策打通创新发展路径
(一)强化战略引领,推动高效对接
1.健全需求导向的“选题立项机制”。依托政策宣讲思政机制,大幅提升国有企业在国家科技编制参与度,建立“市场出题,院所解题,企业答题”的常态化机制。
2.构建协同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强化创新思想引导,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前沿技术探索,培育原创技术“策源地”。
3.打造联合创新的“融合发展平台”。以校企党组织结对共建、联合主题党日、思政研学为纽带,推动双方合作由单个项目联合向融合化发展转型升级。
(二)破除制度约束,完善协同保障
1.完善成果转化的“利益共享办法”。依托思政协商议事,明确赋予高校院所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建立完善的产学研成果“共创共享”机制,鼓励市场化多种分配方式。
2.畅通人才交流的“双向流动渠道”。支持设立“产业教授”、“特聘研究员”,鼓励高校院所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完善国有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流动时的待遇、职称评定衔接政策,从思想层面消除后顾之忧。
3.健全科学适用的“评价考核标准”。发挥思政宣教作用,推动高校院所改革评价体系,提高解决产业关键问题、推动成果转化、服务企业创新在职称、职务等方面的权重占比。
(三)畅通转化链条,打通关键环节
1.强化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投入”。常态化开展创新责任主题教育,引导国企树立“基础研究是长远竞争力”发展理念,长期、稳定支持面向未来产业的前沿探索。
2.建强成果中试的“验证平台体系”。支持国有企业依托现有设施,联合高校院所凝聚共建共享思想,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行业性中试验证平台。
3.实施场景牵引的“应用转化计划”。发挥国有企业丰富场景的优势,破除场景封闭保守思想,编制发布国有企业应用场景清单,面向全社会征集解决方案,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