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这是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作家许知远说的是他的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部梁启超传记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写这本书,许知远用了五年,而关于梁启超的话题,在中国已经延续了百年。
媒体人写媒体人,聚焦青年变革者
　　许知远说:“做视频节目,我只花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力在写关于梁启超的这本书。”对于这部传记,他颇有雄心:“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带给他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许知远曾从事媒体工作、担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而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开拓者。许知远说,选择梁启超来写,也缘于对现实的困惑,自己怎样理解生活的时代,总要寻找一种力量支撑。“一些场景我会感到非常亲切,比如我和梁启超一样,都做过报纸。梁启超经历过很多艰难困惑的过程,有莽撞,有犹豫,我们生活中也充满这样的时刻。”
　　虽然从书名看这是一本写梁启超的历史传记,但事实上,这又不是一部传统意义的传记。作者试图从梁启超个人入手,经由人物转入历史现场,让读者看到百年前中国政治思想及历史的变化。因此在书中,很多时候对梁启超的着墨并不算多,一方面可能青年时的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的光彩并不算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的篇幅来还原其他的人物及历史场景。
　　六年前,因为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里一本书封面上梁启超专注的凝视,许知远开启了这趟艰难却日渐笃定的历史写作之旅。此前,许知远已经出版《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多部作品,对文字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然而正如他所言,一旦进入繁杂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为此,他查找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材料,阅读了众多相关研究,甚至计划学习日语。许知远还阅读了很多史料和研究成果,以保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他直言,书中很多地方引用了茅海建对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研究,汤志钧、葛兆光、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书写过程中让他受益良多,全书四百余页,有近千条注释。
　　许知远还沿着梁启超的生命轨迹一路前行。从广东新会茶坑村,到广州万木草堂,再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横滨,以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家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意识,许知远亦然。他认为梁启超应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作为旧传统与新思潮更迭的亲历者,即便处于现代世界的变局之中,在希望与挣扎中不断摇摆,梁启超依然以开放的视野不断探索思考,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等做出了独特判断。
　　历史本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多角度来看待和书写。从专业角度看,一部好的历史传记,要么在史料选择上有所创新,要么在研究结论上有独到的创见,要么在历史叙述上有独特的味道。以此标准来衡量《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正如许知远所说,“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以青年梁启超的经历来化解自身的中年危机,许知远在努力尝试。这种书写,已经超出了作品自身的文本意义。
从“人”的角度入手,给多面梁启超立传
　　梁启超的传记很难写,难就难在,他是一个很难被定性的人。
　　能在一个时代深刻打上自己烙印的人物,通常都充满争议性或者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大人物一样,梁启超的身份是多元化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媒体写作者,更像是今天成功的专栏作家,或者是媒体人,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而他创作的《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在今天依旧被不断提起。
　　梁启超的行动也是如此。他参与了维新变法,参与了早期唤醒国人的诸种运动,活跃在近代政治舞台上。而经历过变革期和觉世期的梁启超在后来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学术成果一样硕果累累。梁启超创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都有开宗立派的气势。
　　关于梁启超的史料和研究资料数量相当庞大,光大部头的必读书就有《梁启超年谱长编》《饮冰室合集》等,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屈指算来,无论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学史、教育史、新闻史,都有海量的梁启超文献资料。为他立传,着实是件苦差事。
　　要说难,其实也不难。哪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说到底,任何大人物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从“人”的角度去分析他的成长轨迹、选择动因,似乎会更加容易一些。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聚焦的是梁启超的青年时期。青年时期的每一个选择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面貌,如何选择、如何适应和观察自己的时代周遭,对人的成长影响重大。
　　青年是时代墙头的草,风来了草就会随风而动。终有一天,这些草有些会成长为参天大树。早期的梁启超绝对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乖宝宝”,爱学习、听话,一切顺利的话,终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成为家族的荣耀。
　　当按部就班的梁启超见到纵横捭阖的康有为时,犹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可以说,在康有为这里,风真正来了,梁启超摧毁了旧自我,建立了新自我。
　　觉醒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梁启超在不足57年的个人生涯中,留下了1400万字的著述,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的所有重要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字,更是已经超越了个人观察与思考的层面,直接而深刻地介入到了历史进程的肌理与脉络之中。
　　他一方面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又自觉追求在“实事的理论”之上建构具有穿透力与启示性的“理论之理论”,因此在知行的双重维度上都为这一云谲波诡的“过渡时代”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意义坐标。
　　梁启超在当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正如杨杏佛的挽联所言,梁启超一生“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如今市面上常见的梁启超传记有四五种,不同时代人们对他的评价,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因此,我们对梁启超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他的认识也远远不够,梁启超的人物传记可以说是常写常新的。
超越时空的思想者,他的目光从未消失
　　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已经百年,我们仍愿意关注他的原因。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中,梁启超可谓“善变”,时人也因此对其多予诟病。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其变中亦有不变。其所“不变”者,大略有四类:一是始终坚持“新民”主张,毕生致力于提升国民素养；二是以政治与学术相互发明,将“议政”与“论学”彼此熔铸；三是在心态上兼及“觉世”与“传世”,追求“常识”与“创见”之统一；四是借助其“新文体”,通过与现代报刊而合作产生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一组非常重要的文章,胡适对梁启超的《新民说》评价甚高,认为“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最不朽的功绩”。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把“新民”看作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必要条件。虽说“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是梁启超“新民”的核心内容,他亦强调国民为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但其目的首先不是国民个人的充分发展,而是国家的自立和富强。
　　很显然,这种目的论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而此后几十年,中国新民之路之所以走得步履维艰,磕磕绊绊,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百年之后,龙应台重读梁启超的文章,仍被他的文章所感动。她说:“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梁漱溟曾说过,梁启超一生之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被认为是拒绝革命的保守派,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性。《欧游心影录》被说成是他后退的典型,但正相反,今天看来,这本书恰恰是他保持前沿思考的一个突出例证。
　　一战后,他到欧洲各国走了一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前面两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自觉》提出了十几个重要命题,指出我们不能光做中国人,还要做世界人。梁启超敏感地察觉到,欧洲发生了世界大战,说明欧洲肯定有它的弱点,中国人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中国文化肯定也有其优点,我们中国人要有所自觉。他主张中国人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来提升改造中国文化,然后再拿新的中国文化回报世界。如今来看,这种观点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理想已经实现,可见他是一个出色的预见者。
　　胡适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梁启超生活在社会转型期,同时经历过旧社会和新时代,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正所谓“鉴往知来”,研究历史、关注历史人物,还是为了当下。在某时某地,现实往往会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向前人借智慧,能避免我们在相同的拐点再跌倒一次,这样社会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