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在动笔之前一定会对他所想刻画的故事原型进行一番考察,再选取其中的要素连缀成片。他在考察中其实就已经做了历史学家该做的事,只不过,很少有小说家会把这些考察笔记发表出来。但也有例外。比如村上春树,就曾发表过这样一本写小说前的“考察报告”——《地下》。
　　1995年3月20日清晨,奥姆真理教信徒钻进日本东京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段用伞杆尖头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车厢和站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数千人,其中死亡十三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
　　如其在《地下》后记中所述,在村上春树看来,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和不久之前的神户大地震,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作为在讲述日本人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的”。作为肩负历史学者责任的优秀小说家,他当然想把这两个故事都搬到自己的小说中。针对神户大地震,村上春树写了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针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村上则写了更为广为人知的《1Q84》,《地下》和其续篇《地下Ⅱ:应许之地》其实就是村上在动笔写《1Q84》之前所做的采访笔记。
　　《地下》作为一本采访手册,村上整整采访了62位亲历者,展现了大量不同出身、性格的人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描述和观感:有在该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主妇,有因为此事落下终身残疾、丢掉工作生活落魄的职员,有侥幸逃脱、大难不死的幸运者,还有为受害者维权的律师。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似乎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对行凶者恨之入骨,有的则已经完全宽恕,有的因创痛太深不想多谈,还有的人却当做难得的谈资长篇大论。
　　作者用敏感的笔触捕捉到了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同一共性:绝大多数人对事件的描述和感受始终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任何理性的深入反思。宽恕也好,痛恨也罢,所有人提起此事时都有一种“奇异的别扭感、不快感”,仿佛这件事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与他们生活本不相干的噩梦,突然闯了进来,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快将之忘却。
　　村上对这种态度的失望溢于言表。在他看来,如此惨烈的创痛,本该对日本人有更深刻的反思价值。但人们却选择让它沦为一段“犯罪闲话”,“犹如落在城市的雨顺着暗渠径直流入大海,而并不滋润大地。司法系统能够以法律为基准进行处理和裁决的,终不过是事件的一个侧面,并不是说无论什么都因此而尘埃落定。”该事件最终以“发疯团伙引起的例外的无谓犯罪”被盖棺论定了。
　　正是村上的这些记叙,勾勒了日式思维或者说东亚思维的那种缺乏反思精神的惰性。人们习惯于将自己日常的、能理解的事物归于“此岸”,把那些突然冒出的、奇异的、可怕的事情,不问青红皂白,通通归入“彼岸”,然后将两者对立起来,认定它们一善一恶,而自己绝不会从善良的此端堕入恶途。村上认为,正是这种思维的惰性,造就了“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样的“彼岸怪物”——那些邪教的信徒与常人一样懒于和惧怕触碰灵魂深处的阴影,于是他们索性将自己的一切打包存入奥姆真理教这个“灵魂银行”当中,而这些阴影的积聚,最终引爆了那骇人听闻的恶行。
　　所以从本质上说,“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并非沾染在“善良日本”身上的一团外来的污垢,而是它内生出的一块毒疮。施害者身上所具有的盲目、从众以及思维的怯懦和慵懒,在被害者身上也能找到影子。在《地下》一书的结尾,作者将该事件称为一场“没有标记的噩梦”——正因为没有标记,所以它从未真正散去。
　　围绕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一系列采访,是村上春树为“深入了解日本”采取的一个手段。书如其名,村上深入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地下”,发现那些彼此看似并不勾连的人群性格,其实在深邃地底是彼此相通的,正因为有了这层深邃的洞见,才成就了他后来《1Q84》的成功——现实永远是一个比小说更精彩也更残酷的故事,只不过思维的懒惰者将其轻轻放过,只有村上春树这样的人才有勇气刨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