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人生、对待学问,梁漱溟是难得愿意畅谈的一个学者,因此,市面上关于他的各种传记、访谈类书籍相当丰富。《至道无馀蕴矣:梁漱溟访谈录》是上世纪80年代访谈的内容,当年的“叛逆”和“非主流”,如今读起来竟毫无违和感,细细品品,别有一番趣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为了文化的坚守　一辈子甘当“逆流”
　　单就梁漱溟的访谈录来说,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白吉庵的《梁漱溟口述实录》、美国学者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多种。尤其是艾恺的书,出版当年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
　　新近出版的《至道无馀蕴矣:梁漱溟访谈录》访谈时间和艾恺相近,都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作者林琪当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博士学位。她的兴趣主要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认识,因而她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及民粹主义的选择在中国》。
　　林琪说,对梁漱溟的著作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梁漱溟的思想有意义。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林琪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学习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进入南京大学,跟随历史系教授伍贻业学习。
　　1980年5月,林琪给87岁的梁漱溟写信,一个月后收到回信,“梁先生欢迎我到北京去看他”。这年6月,林琪与伍贻业前往梁漱溟的住所——北京木樨地22号楼,开始了为期两周、每天早上两小时左右的访问,一共进行了13次。
　　“和梁先生谈话十分自然,似乎没有不可以问的问题。”在林琪印象中,梁漱溟说话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如同1932年哈佛大学哲学系威廉·霍金采访梁漱溟时“声音非常低,以致茶馆的服务员需踮着脚走路”。
　　林琪与艾恺的访问时间相距不远,所提问题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相比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林琪、伍贻业的访谈录《至道无馀蕴矣》保留了实际语境和用词的真实性,因而更显得原汁原味。
　　与冯友兰、牟宗三等同时期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相比,梁漱溟在骨子里是一个中国式的文人。他的教育背景很独特,并未经受过完整的西方哲学训练,亦未经受现代的西式大学教育,也没有经受传统的中学私塾教育。梁漱溟的父亲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但是很早就对科举不满,这使得梁漱溟自幼便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对中西方的文化皆有涉猎。
　　梁漱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中学文凭,但是他在23岁时就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讲授佛学,成为一时美谈。不过,真正让他成名的,还是那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下,梁漱溟甘当“逆流”,冒天下之大不韪,呼吁重新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看孔子。暂且不论其观点如何,单就学术道德,就已经让人尊重。
　　面对各种口水,梁漱溟总是坦然对待。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末一页,有这样一句话:“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一直觉得,学习孔子的人,不仅要学孔子是怎么说的,还要重视孔子是怎么做的,必须从孔子的行为来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不是停留在字面意思。他始终保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纯真,保持对社会的热情与关怀。由此便能理解,梁漱溟为什么会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了。
富口袋也富脑袋,乡村振兴便可期
　　梁漱溟本人以及父辈皆是读书人,而且是住在城市里的读书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农村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可他却主动到农村去吃苦碰壁,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中国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再加上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转嫁农产品,使得中国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他却有着入世的情怀。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先去曹州办学,回到北京后,与熊十力以及青年朋友同住共学,学习和探讨治学、救国之路。此后,他又辗转广州、河北定县、山西、河南等地,寻求中国的出路。
　　几经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要想大治,就必须实现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的重点和难点正是农村。对照西方国家,中国社会有两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创办乡农学校,开启民智。他提倡的乡农学校是一种合作社,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成员是广大的农民,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
　　梁漱溟为中国的发展构想了一张线路图。通过开展农村教育,启发农民智慧,使民众开始“自救”,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是一种渐进的改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
　　从《至道无馀蕴矣》来看,乡村建设运动选在山东邹平试点是有多重考虑的。政治上,梁漱溟希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省会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干扰。经济上,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规模不大,而且基本没有大地主,农民不算太穷也不算太富。地理位置上,邹平位于胶济铁路辐射范围内,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利与不便之间。故此,这个“中不溜”的县,成了开展试点、推广经验最好的选择。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以重新塑造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注重精神陶冶为鲜明特色,目的是强化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村学乡学是其组织依托,乡村规约是其精神支撑,他试图通过乡村组织再造,达到乡村社会结构重组的目标,实现乡村治理的结构优化。同时,他还重视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既要富脑袋,又要富口袋,这种理念与今日的“乡村儒学”实践相比,更要略胜一筹。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程,他的实验结果未经长时段的检验,便归于终结,这不能不说历史的遗憾。退一步讲,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抗日战争,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改良的小苗最终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不过,时至今日,梁漱溟培养一支“永久”乡村建设队伍的做法仍颇具启发价值。激发农民自身的成长动能,仍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略的内容。
关注人与人的问题,中国复兴靠文化
　　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以道德代宗教的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证悟觉知的佛家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和以重逻辑思辨的西方文化如同三颗璀璨的明珠,数千年来照亮着孜孜前行的世人的心灵,引领着先民的脚步一直走到现在,而关于这三种文化的思虑及探索也一直未曾停止过。
　　尤其在近现代中国,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东方的大门,征服自然、追求物质的西方文明席卷中国时,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出路普遍表现出惊恐及担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梁漱溟进行了深入探寻及思考,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呐喊。
　　梁漱溟晚年对佛教很有兴趣。在一堆复杂拗口的概念中,他试图为人类寻找一条更加持久的道路。梁漱溟早年崇佛,后来由佛入儒,晚年又着重对佛与儒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终极的真理,大多数人暂时不可能懂得它。佛教认为世上没有彼此之分,万物是一体的,这和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相差太远。佛家的精髓,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认识它。
　　最接地气的主张,梁漱溟认为就是儒家。“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他这个立足点呢是人的立足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而佛家呢就相反,佛家是站在远高于人的那个立场上,总是超开人来说话,可也并不归结到人身上。”
　　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稳妥的思想了。儒学是一种生活的学问,而不是人生的学问,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则太高了。
　　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向外用力过猛,忽略了向内和谐；印度文化应当为人类终极的走向,当前阶段还不足以达到。而现阶段而言,中国文化是最容易有所作为的。因此,在比较了中、西、印三种文化之后,梁漱溟得出了一个结论:未来人类文化的趋势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并扩散转变为世界文化。
　　这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人类的文明有三个阶段:一是人与物的问题,二是人与人的问题,三是人与人自己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按照一二三的顺序发展。但是到了中国却偏偏出了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圣在第一阶段就提前揭示出了人的理性,即人与人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早熟,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却有着成年人的思维成熟,而身体上的幼稚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
　　从内涵来看,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东方文明以“反躬自省”为特色。他觉得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早熟品,眼下虽然“西风压倒东风”,但是在未来,终究是“东风引领西风”。
　　生活在激荡的20世纪,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独特的解读。他主张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从“以身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心为主”的社会主义；而中华文化正是“以心为主”的文化,所以其“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复兴”。
　　梁漱溟反对将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很早就强调“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认为,这条全新的中国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有中华文化作支撑。
　　《至道无馀蕴矣》记录的是梁漱溟在近四十年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岁月流转,他的主张和见识仍能如新风拂面带给我们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