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谈《堂吉诃德》:

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精神

齐鲁晚报     2019年08月17日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 著 杨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曾经被认为是一部用小说写成的人间喜剧。所有人看《堂吉诃德》都在笑,同时代的人瞧不起塞万提斯,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说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可笑的作品。西班牙曾流行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诃德》。这对塞万提斯打击非常之大。好在《堂吉诃德》的流行程度非常可观,就像很多通俗小说一样,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和休闲读物。
  塞万提斯被定格为一个不太入流的通俗作家,他始终处在文坛边缘,没有地位。两个多世纪后的十九世纪,《堂吉诃德》才被德国浪漫派发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居然有过这么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浪漫派作家之所以把它定位为悲剧,是因为浪漫派觉得所有的喜剧都是通俗的,都没有什么价值,唯有悲剧才是真正震撼人心的,让人警醒、肃然起敬的伟大作品。海涅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堂吉诃德》时哭了一个晚上,说这么好的作品居然被历史埋没。过去都说《堂吉诃德》是一部逗笑的喜剧作品,海涅觉得正好相反,它是一部悲剧。
  事实上《堂吉诃德》是一部怀念中世纪的、充满保守倾向的文学作品。塞万提斯对当时的文化采取批判的姿态。他不屑于当时的市民文化,借助堂吉诃德去拥抱骑士文化,认为骑士文化才是中世纪的正派文化。中世纪的标志性文化是骑士文化,它所倡导的骑士精神,就是要为自己王国奉献一生,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塞万提斯是非常想拥抱这种骑士文化的,尽管他在小说的序言里说,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扫除骑士小说这套过时的东西。
  骑士文化在塞万提斯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骑士小说把骑士描写成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理想。骑士小说里一开始都有雄赳赳气昂昂的骑士,有英雄气概,但慢慢地就走向了唯爱情论,甚至被爱情所束缚,放弃了信仰和事业。塞万提斯要反对的是这种世俗化的骑士文学、爱情至上的骑士文学。但是很奇怪,他用的方法依然是骑士文学的方法,当然是反讽的方式。这就是塞万提斯了不起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写的是一个悲剧人物,但采取的却是喜剧的方法。因为那时候喜剧流行,完全把它写成一个悲剧没有人看,所以他选择了喜剧的方式。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常了解,他自己就是从那里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堂吉诃德的游历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家驾驭不了的。没有亲身经历的生活积淀写不出来这些。乡村文化跟城市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乡村的小酒吧和城市的大酒馆很不一样,乡村人的穿着打扮跟城里人的穿着打扮很不一样。那时候城里稍微有一点点地位的人,他们的领子都是打褶皱的,像围脖一样高高竖起,穿的也都是长衫、长袍,面料自然都很讲究。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那里可能有光着膀子的,天热的时候穿一个短裤衩,冬天的时候随便加一件棉袄,或者比较低级的皮袄之类。塞万提斯的作品里面充满了类似的细节描写。
  从艺术描写的角度看,《堂吉诃德》最大的特点是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精神。用鲁迅的话说,这种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你看了心碎。塞万提斯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目的,鲁迅自然也很喜欢《堂吉诃德》,他早年认为林纾翻译的《魔侠传》不好,应该好好翻译《堂吉诃德》,所以他从日本买了日语本带回来,还买了俄语本、英语本、德语本,邀请朋友来翻译。他写的《阿Q正传》中有很多喜剧因素,那是他模仿了《堂吉诃德》,一个悲剧人物怎么用喜剧方式去写。我们看《阿Q正传》也经常会笑出声来,拍成电影搬上舞台时,用的也是喜剧演员严顺开老先生。为什么让喜剧演员来演?因为阿Q身上充满了喜剧因素,他的精神胜利法跟堂吉诃德非常相似。堂吉诃德每次败下阵来,都跟他的随从说,哎呀桑丘你不懂,我不是败给风车,这不是风车,这是一个巨人,它是魔法师点化的一个巨人,你看不见,你俗眼凡胎怎么看得出来,所以你不要嘲笑我,我打的可不是风车,我打的是一个巨人。他不断地安慰自己,失败了重新开始,重新安慰。阿Q也是这样,打不过人家就说,老子被小子欺负,这个世道真不好。然后赚点口舌之快,无论跟假洋鬼子还是别人,都用这种精神胜利法,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安慰一下。这里充满了喜剧因素,跟《堂吉诃德》是一脉相承的。
  《堂吉诃德》塑造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俗人,一个是圣人,在人类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特别像我们的小品或者相声,一个捧,一个逗,配合得天衣无缝。堂吉诃德不食人间烟火,整天为天下抱不平,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是精神高于一切的骑士。桑丘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只要眼前得利就可以了。
  塞万提斯还在《堂吉诃德》第二卷写道:堂吉诃德说中国大皇帝派了钦差来找我,让我去中国开一个西班牙文学院,让我当院长,可是皇帝老爷居然没有想到我很穷,没给我带路费。他如果带来盘缠,我就去了。有史料记载,明朝确实派过信使到西班牙,有过文化交流、政治和外交沟通。因此塞万提斯提到这些消息,说明他对中国还是非常神往的。  (根据陈众议“阅读文学经典”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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