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洒洒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记录了20年间一位“行行重行行”的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社会发展现代化,中国文化要自信,这算是费孝通晚年的核心论断,其灵感则来自广袤的大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从七十岁到九十岁　把田野调查当成课堂
　　费孝通女儿费宗惠曾说,费孝通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费孝通晚年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志向和理想的总结。第二句话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是他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的概括,也是他实现富民理想的具体方法。第三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反映了费孝通自身心路历程的演变,也反映了费孝通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向往。
　　社会学,在国际学术圈更多是以“人类学”的面貌出现,是社会科学里的一门显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是少有的具有自己学术理论语言,又能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中国学者。
　　青年时,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称赞这部作品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江村经济》突破了研究领域,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则把它拓展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做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从此成为费孝通的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受托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这时的费孝通已经年届古稀,然而,他却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着别人的“伤痕”文字,他另有感怀——“我哪儿有时间去回味那些酸苦!”那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有十块钱。”意思是大概还能再活十年。如果一块钱代表了一年的话,他不愿把这个钱给零花了,他要珍惜,整块地集中使用,也就是说,他要专门做一件事。
　　他开始“行行重行行”,马不停蹄地开展社会调查,探索富民问题。自1980年始,他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奔走于中国大地。也许是天道酬勤,“十块钱用完后,上帝又奖励了十块”,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持续了20年,一直到他90岁。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是一本充满费氏语言特色的著作。虽然叫做谈话录,但更应该称作实录,也就是通过录音整理出来的费孝通最后20年的工作实录。这些内容,包含了费孝通最后20年的经历,更包含了他对志在富民的实践和文化自觉的思考。
　　这些谈话,是费孝通晚年工作的如实记录。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波澜壮阔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生动场景。费孝通由衷相信,百姓一定会有自己的办法,因为他们想过上好日子,会不停地想方设法,直到找到好办法。费孝通也相信,只要自己走出去,走到农民生活中去,就一定会发现他们摸索出的好办法。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农民的创造讲出道理来,让基层干部看出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思路,让更多农民掌握增加收入的门道。所以,费孝通把田野调查当作流动的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
　　这本《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是他思想的遗产,和他的文章一样,很多主张他思考探索了一生。这里也许没有振聋发聩之声,即使论点也是大白话,很平淡,就像老百姓的生活一样。这样真实的记录,对回望那段光阴,有着别样的旨趣。
一辈子志在富民,小城镇里有大问题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中国农民研究的继续。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农业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是费孝通晚年思考的重要问题。由此,便有了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七次回访家乡江村的壮举。尽管地域涉及面很广,但是他的调研线索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是城乡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要下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在内蒙古农牧接合部的调研中,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对包头钢铁厂调查,他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
　　从1992年开始,费孝通开始对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他想找出一条使中部地区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路子。于是他到苏北、山东、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调查后,主张政府组织、帮助、鼓励农民积极种粮油麻,养猪羊鱼虾,发展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副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与农户结合,实行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口袋里有了钱,就会走上办工业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道路。在推进中西部崛起的今天,费孝通重视“工农贸一体化”的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费孝通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由此再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他最早提出规划南岭开发区及“9+2”的珠三角大开发,并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进行了许多战略思考。
　　1998年冬天,在深圳迎宾馆,费孝通拿出新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续集),送给前去看望他的深圳市长。市长翻阅片刻,问道:“费老,您书里的这些例子和数据都是从哪儿来的?”费孝通说:“都是我走到实地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我的老师遍天下啊。”
　　从《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的记录来看,在费孝通外出做实地调查的一次次座谈会上,许多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都听他说过类似的话:我现在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个学生了。我只好出门找老师,找农民,找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很多新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只有向他们请教。
　　至今,《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整理者张冠生仍记得,随费孝通考察太湖途中,看过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写有他准备做文章的题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人之道,有人缘、涵养功夫、性格素质、抑制冲动、规矩与出格、为别人着想、调适自己的感情、感受别人的感受……另一类是:新城加旧城、运河新貌、生态循环、效应交织、垃圾处理、农民要有书读、现代化的负效应……
提出“文化自觉”,憧憬未来天下大同
　　越到晚年,费孝通越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不再那么强调学科分野,关注的问题涵盖区域发展、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自觉”,以及人与人相处的伦理秩序。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晚年学术上的又一次升华。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内蒙古、黑龙江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时,看到仅有几千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在原始生活方式与现代化转型中,世代从事的狩猎、养鹿、猎鱼等生活方式很难得以保持。
　　此后,费孝通在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文化失衡现象令他忧心忡忡。
　　在费孝通看来,西方文化是一种“天人对立”的文化,把人当成主体,把人之外的自然或者事物当成客体,强调人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和征服。因此,导致了对自然、事物进行利用和征服的器物、技术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也使得西方能够称霸世界300年并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然而,这种文化下所产生的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自然的报复”问题在今天也日益严峻,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则追求“天人合一”,一向反对用“物尽其用”的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子。
　　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痧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地去研究和认识。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认为世界将进入一个以文明为单位的冲突时代。87岁高龄的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体现出一种东方的智慧。费孝通用16个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曾言,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未来,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在他看来,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