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 　　□王千马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写这首诗的白居易,杭州人自然不会不熟悉,因为他当过三年的杭州市市长。那个时候,他“最爱湖东行不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经常走马的白沙堤,命名为白公堤,或者就叫白堤。因为和西湖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白居易一提“江南”,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替他想到西湖,想到杭州,但是江南吸引他的,除了杭州,还有浙西的衢州。
　　唐贞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88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729年-794年)因对社稷有功,被授予衢州别驾(相当于现在衢州市副市长)一职,此时年方16的白居易也得以随行,与父寓居衢州,一待也是三年。
　　这让他深陷衢州的山水之间。面对具有丹霞风貌,有着缥缈烟霞的江郎山,他曾生出了“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来往共烟霞”的感叹。
　　如果说白居易是机缘巧合,其他的唐朝诗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大多是主动找上门来。
　　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诗人孟郊(751年-814年),便因为生活潦倒、屡试不第,所以跑到这里来找点心灵的安慰。
　　今天位于衢州闹市区的峥嵘岭果然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拥抱,“古树浮绿气,高门结朱华。”看看这诗就能想象当时的美好。
　　来这里的还有不少人,刘禹锡也是疑似的一个,在《答衢州徐使君》中,他不仅知道衢州的烂柯山(原名石室山,民间故事说,晋时有一叫王质的樵夫到此砍柴,见二童子下围棋,一局未终,斧柄已烂,回村后才知已过数十年),而且还知道衢州的土特产——白纻就是苎麻织成的布,以及青箱也就是用毛竹编织的书箱,可见他对衢州很知根知底。
　　衢州在浙江的西部,位于金(华)衢(州)盆地西端,南望武夷,北望黄山。作为浙、闽、赣、皖四省交界之处,衢州自古就有成为边际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的可能。让这个可能变成现实的,是衢州在铁路之外,还有众多的江水。
　　最有代表性的是衢江。衢江从开化马金溪起至双港口后,众流归一,随后经龙游,在兰溪的马公滩纳入金华江,改称兰江,再北至建德梅城的三江口时,适遇自徽州迤逦而来的新安江,两源合一成“钱塘江”(其中有一段名为富春江),自此声势更是浩大,穿杭州而过,直奔东海。
　　不管是以衢江还是新安江为源头正宗,但陆路相近、水系相连,让衢州成了中转要地、交通要道。当年有徽州商人叶维嘉携家眷自歙县乘船来衢州,从摆小盐摊开始,继而兼营粮食生意,再创设店号,最后创下了巨大的家业。其后人叶仕衡一家更是被称为“叶半城”。
　　便利的交通,让人直把衢州作杭州。事实上,在宋高宗赵构南逃杭州,并于1129年权都(临时定都)临安府时,衢州便是临安的辅郡。相对于曾一度被金兵所毁的杭州,衢州却未遭兵燹。这也让衢州在宋朝南渡时,成为一个文化荟萃之地,尤其是孔氏家族的迁入,给衢州打上了一枚至今尤为珍贵的标签——南孔圣地。
　　孔氏家族是随着宋高宗一路南下的。作为封建帝制的“国之重器”,孔子第47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让弟弟孔端操留守阙里——也就是孔子故里山东曲阜,自己则恭负孔子和亓官夫人楷木圣像,与从父也就是叔父孔传等28户族人,追随着宋高宗东奔西跑,一路历经千辛万苦。真可谓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丢。到了浙江之后,他们也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宋高宗后来就将衢州赐给了这些孔氏族人。
　　也许这些族人一开始并没有把衢州当作自己的家,就像杭州一开始也只是被当成了“行在”,但谁知南宋坐稳了杭州,就再也没有打回去。
　　衢州就这样从一个过渡地,变成了目的地。南迁的孔氏族人在这里扎根繁衍,并慢慢爱上它。到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朝廷甚至认为“寓衢者为大宗”,元世祖遂诏衍圣公孔洙入觐,命他载爵归鲁。但孔洙不愿意听命于这些征服者,以先祖庙墓在衢,让爵于曲阜族弟孔治。这个举动甚至还得到了元世祖的称赞,“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
　　不过,让爵也意味着南宗成为普通平民,但他们乐得其所,日后也以平民教育为己任,世为儒官、书院山长者,前后相望,历四百余年。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坚守,儒学南渐,而理学北传。到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武宗准衢州知府沈杰奏请,授予孔子59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自此至民国废除世爵,先后袭封了15世五经博士。不过,尽管没有爵位,国民政府改授孔氏南北宗为“奉祀官”。
　　正因为这样,衢州成了全国除曲阜之外,拥有孔氏家庙的城市。其基本上仿山东曲阜的规制建造,亦分孔庙、孔府两部分。
　　不过在数百年来的历程中,家庙曾三易其址,今天它在衢州的位置,为新桥街,街的对面,便是峥嵘岭所在的府山公园。
　　这不禁让人感叹,时光有如魔力的手,竟然将历经数千年的孔圣文化,与钱塘江唐诗之路,巧合地汇聚在了这么一个点上,却丝毫不给人突兀之感。
　　它们的结合,让这个城市变得温文尔雅。漫步在这个城市,到处可见这样的宣传语,“衢州,一座最有礼的城市。”但是,如果说衢州只是个有礼的地方,也许会误读这座城市,毕竟,在普遍喜欢清淡的浙江,它却是一个嗜辣的特殊存在。
　　在衢州的美食中,一定少不了这三头一掌,鸭头、鱼头、兔头和鸭掌。它们无一不和辣挂钩,一定会让你辣得怀疑人生,却甘心死去活来。
　　猜测衢州嗜辣的缘由,或许在于其山水众多,湿气为重,所以以辣驱湿。但我却更认为,衢州吃辣正在于它有着众多的近邻,像江西其实就是大隐隐于国的吃辣高手。
　　正如吃辣的四川,连谈个恋爱,耍个朋友,成都妹儿都能将娇羞的“讨厌”,不由自主地表达成“搞个铲铲”,而男人们大多个子并不高大威猛,惯常“耙耳朵”,但组成的“川军”,却能在抗日战场上,“血战到底”。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温文尔雅的城市,会在抗战中成为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焦点”——在整个抗战期间,浙江死亡人数为四十万人左右,衢州的死亡人数为十万零八千两百三十人,超过了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在浙江毙命的日军少将以上军官有3人,其中有2个就是在衢州毙命的。
　　不同于宋朝南渡时被金兵忽略,抗战时的衢州,却因为日军飞机大炮的存在,处在被时刻打击的危险之中。更重要的是,随着浙赣铁路中的杭江铁路(杭州到玉山)在1934年1月正式通车,让进出衢州多了一个通道。其中,杭江铁路的起点站,正是钱塘江边站。
　　几乎就在铁路全线通车前后,今天位于衢州市区的衢州机场,也开始修建。一开始未作国防之用,时修时停,规模不大,但随着杭州的笕桥机场在抗战时失守,它的作用立时就显现出来。尤其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人加入战局,他们将衢州机场视作盟军轰炸日本本土最理想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它更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
　　和上海打了两次淞沪会战相似,衢州这片土地,同样也在抗战期间打了两次会战——一次是日本人在1942年挑起的浙赣会战,一次是日本人在1944年挑起的衢(州)龙(游)会战。但不管对方是来势汹汹,还是秋后蚂蚱,衢州军民都表现出了一体同心的英勇。为了保证机场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衢州全民动员,不顾任务巨大、饥疲疾病肆虐而无所畏惧。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为了保护机场,保护家园,也在浴血奋战。虽死伤无数,却无一人投降。其中,78团守城官兵,被破城而入的敌人逼到靠近衢江的水亭、西安门附近城外一带,三面受围,弹药又得不到补充,但谁也不愿意做俘虏,纷纷跳进了正在涨水的衢江。因水急浪高,许多人被江水吞没,而日军更是在城墙上架起机枪,还派出了三架飞机,疯狂扫射,一时间,衢江上浮尸蔽江,鲜血染红了江水。整个78团官兵,除少数幸存者外,大多壮烈牺牲。
　　说起这78团,正属于川军26师。26师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能打的部队,被称为“杂牌中的嫡系”。两个吃辣的地方,在衢州联手上演了一场气吞山河的图景。它无疑激励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和意志。
　　日军肆虐,孔氏家庙在劫难逃,家庙中乐器、礼器被掳略一空。为了保护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这一珍稀宝物不落入敌手,奉祀官孔繁豪再次背负圣像,辗转浙南龙泉、庆元,并将其藏在山区。抗战胜利,圣像方才回归孔氏家庙。
　　不过,考虑到圣像来自曲阜,而此时的中国已是“全国一盘棋”,1960年,它又一次北上。这一次的路程,却是无比顺利。不管如何,穿越数百年时空,楷木像的境遇,折射出中国的艰辛和多舛,但终究会欣欣向荣。
　　今天,站在二百余公里的衢江岸旁,看水奔涌而过,仿佛看见,那上面流淌的不仅是诗,而且还有中国人的血性,以及这座城的外柔内刚。
　　与此同时,耳边似乎又响起刘禹锡的吟哦: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