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今闻寓渐多,著传富椿(吉林将军)查明办理,并令永行禁止。”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下旨,重申了乾隆五年(1740年)正式发布的“封禁东北”政策(亦称“禁关令”)。
　　禁关令与剃发令、圈地令、逃人令等,同被视为弊政。至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撤销时,东北人口稀少、经济倒退,严重影响了边疆稳定,政府在税收上亦有较大损失,堪称百害而无一利。令人好奇:清廷为何一意孤行?学界给出不同解释:
　　其一,将东北视为“国朝根本重地”,必须保护龙脉、避免被流民污染。其实,清初曾发布“辽东招垦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甚至下令:“辽东招民百名者,考试身言书判,分为三等,除授知县外,如不能通晓文义,咨送兵部,除授武职。”直到康熙七年(1668年)才废止招垦令,为何当时不担心龙脉受影响呢?
　　其二,东北是兵源所在,理应避免旗民混杂。清军入关时,曾胁迫旗人及家属“从龙”,发现私留者,必赶入关内,并焚毁家园,以致辽东“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相当长时期,东北是罪犯的流放地,而非兵源地。
　　其三,独占东北自然资源。入关前,清政府已基本垄断了东北的自然资源,此外设有大量皇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辽东已有92个盛京粮庄。康熙二次东巡,费用均由盛京所属23个粮庄及59个棉、靛、盐庄供应,它们属皇家私产,游离于国家财政之外。禁关令影响皇庄收益,大大超过独占自然资源的收益。
　　其四,重视环境保护。封禁确实改善了东北生态环境,但在清宫御膳中,野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皇帝常以野味赏赐大臣,不符合现代的环保观念。
　　可见,以上解释均有不尽如人意处。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一书作者独辟蹊径,从内亚传统与中原传统的二分角度切入,提出:清廷来自游牧,以武力占据中原,积淀成两种不同的治理经验,在遭遇现实困境时,常以多元视角去看问题。所以在具体治理层面,清廷极富弹性,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手段。
　　然而,康雍乾时期,清廷遭遇巨大困境。驻留中原后,八旗战斗力迅速下降,平定三藩时,竟出现“一人受伤,数十人扶回”的奇观。为巩固根本,必须强化管理,这就需要重建权威。在传统社会中,往往通过信息遮蔽来实现。于是,“八旗精神”被定义为纯粹、质朴、自然、剽悍,它与过度成熟、反自然、奢靡的中原文化相反,“八旗精神”承担着主动抵抗中原文化腐败的使命。于是,边疆被发明了出来。
　　其实,边疆从来不是僵硬的概念,不同文化在此交汇,很难人为画出一条线,清晰分出彼此。但清廷努力把边疆描绘成完全自然、粗犷、纯粹的状态,所以才能养育出“八旗精神”。清政府用野味、皮毛、人参、蘑菇、狩猎等,反复炫耀边疆的纯粹,使它们成为身份标识。于是,即使在炎热的广州,贵人们也纷纷在衣领和袖口缀上皮毛。
　　清廷努力制造这样的错觉:中原的过度奢靡引发天谴,不得不靠边疆的质朴来拯救,所以清代明是天命所归。
　　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廷在崛起过程中,高度重视贸易,仅人参贸易,每年便获利三百万两白银以上。清军多次入关,劫持人口去辽东务农。为发展农业,努尔哈赤、皇太极曾推出许多优惠政策,招流民入东北。可见,他们并不担心中原文化的奢靡、反自然,反而很欢迎这种“污染”。可见,纯自然天堂的东北只是一个概念,其价值在于能化解治理危机。
　　在短期内,禁关令对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效果有限。
　　到乾隆末期,东北特产的人参、东珠、皮毛、口蘑(指张家口外的蘑菇,主要为两种,与今天的口蘑不同)等产量锐减。受全球贸易影响,国内市场迅速发展,边疆特色作为稀缺资源,成为消费者追猎的对象。
　　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偷采、偷挖、偷猎让清政府头痛不已,清政府试图强化管理:动用军队追缴违法者；严打秧参(人工种植的人参)生产；划定保护区,禁止平民入内……可结果是,生态环境越来越糟。到后来,曾经猎虎的皇家禁苑(木兰围场、北苑)都找不到野生动物了,清廷只好将它们放弃。
　　在人参与貂皮的背后,是权力与市场在博弈。本书精描了“纯天然的东北”概念制造过程,以及它从一度收效明显,直至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走向崩溃,展现出边疆学的阐释力和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