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从北大到敦煌,又从敦煌回到北大,步履蹒跚的樊锦诗登上发言台,一转身便是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面对公众,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这一次,耄耋老人终于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为敦煌留史”已成为她的责任。
>>　人间重晚晴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10月21日,“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回到了北大燕园,参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新书发布会。
　　81岁的樊锦诗有些驼背,从会场后部缓步进入会场,搀扶和尾随的大多是政界学界名流。尽管屡获殊荣,可低调了一辈子的她,似乎仍不太喜欢这种前呼后拥。
　　“这个书把大家惊动了,我心里感到很不安。”“惊动了大家。”与樊锦诗瘦弱的身形相比,发言台显得有些高大。樊锦诗的手轻轻扶着台子,尽量寻找一种能够支撑的平衡。大漠里的风沙像一把刻刀,在她的手背和指关节上刻满了沧桑。这手,比勋章更耀眼。
　　有段时间,她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体上的莫高窟的时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
　　抬望眼,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
　　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樊锦诗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几十年来,樊锦诗很少和媒体主动打交道。她总说,自己太普通,没啥可写的,更不愿把自己的私生活展示给别人。这本新书确实是樊锦诗“唯一自传”。
　　可说是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里,大半的篇幅都在讲常书鸿、段文杰的筚路蓝缕,都在讲敦煌的艺术。
　　岁月改变了敦煌,也改变了她。近几年,她逐渐理解,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个位置上,“樊锦诗”三个字已经不只代表自己一个人。
　　敦煌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戈壁大漠深处。“当年第一次去敦煌,被洞里的艺术所惊动了,真的陶醉,到了童话世界的感觉。可出了这个洞,走的梯子都叫人害怕。”
　　敦煌从一片废墟到世界遗产,是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是艺术家,他们哪会搞保护,他们已经把这个做了。”
　　“他们为之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我就这么走了吗?”樊锦诗说。将敦煌的故事讲出来、传下去,已经是这位耄耋老人的使命。
　　她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丈夫彭金章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回未名湖畔再转转。遗憾的是,丈夫没能等到这一天,也没能亲眼看到樊锦诗自传的出版。
　　“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两人曾经的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而美丽的誓言。
>>　也曾想离开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樊锦诗学的是考古专业,毕业前,有机会到敦煌进行了实习。可即便专业对口,她对留在敦煌起初并不“感冒”。
　　当时,没有合格的饮用水,没有交通工具,实习条件特别艰苦。一开始,樊锦诗很不能理解,那些老先生们一身的才华,为什么要留在敦煌。“洞里是好,可这个地方怎么待。我是在上海长大的,上海的村庄可能都比这个地方条件强。”
　　“我真是不能理解。我身体不好,就半途走了,心里觉得敦煌看够了。因为我过去想来看,终于看着了,我也不想再来。”樊锦诗坦言。
　　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实习经历,却让段文杰记住了樊锦诗,后来点名把小姑娘要来了敦煌研究院。
　　服从了分配,也难改身心的失落。最艰难的时候,是父亲去世后,一家骨肉分离,天各一方。“那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故乡,举目无亲,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
　　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樊锦诗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她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之后我释怀了。”
　　失意者似乎更能理解敦煌。那些日子,樊锦诗总会想起洞窟里的那尊禅定佛,那笑容就是一种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
　　“我没有别的家了,我只有莫高窟这一个家。”能退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在繁华的都市,也许还可以找个地方去躲起来,可是樊锦诗已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时间越久,越能理解敦煌,理解敦煌学人。樊锦诗说,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心就踏实了。“怪不得他们不走,原来是敦煌跟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他们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
　　那段时间她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
　　“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可是,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樊锦诗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
　　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56年。这一生,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
　　樊锦诗说,一个人应该找到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我面对所有困难,让我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　怒目为护窟
　　樊锦诗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谦逊低调,可有件事,却让这位老人怒目圆睁、激动不已。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当时,有人提出“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甚至认为莫高窟不应由敦煌研究院管理,而应交给敦煌市,并专由企业管理。
　　“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为了保护莫高窟,她把《文物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为了不牵连敦煌研究院,樊锦诗以个人名义千方百计向上级、向外界反映情况。
　　那段时间,樊锦诗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健康也出了问题。从下决心扭转局面、保住莫高窟保管的现行体制的第一天,到事情最后得到圆满解决的那段日子里,她瘦了整整十斤。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被她的坚持所激怒,有人不断向上级告她的状,有人说她没有修养,有人说她不识大体,也有人劝她识时务,还有人说数煌研究院只考虑保护,不考虑地方的发展……
　　可樊锦诗亲眼看到,当时很多历史名城和文化遗址就在“大景区”的情势下,在某些官员希望确立“政绩”的诉求中消亡了。
　　她明白,自然因素对文物的影响是缓慢的,一旦以发展旅游为目的进行开发,遗址的历史文化基本生态往往会在一夜之间被“开发”殆尽。“包括莫高窟在内,将来就会丧失基本的生态而沦为‘盆景’。水和土都坏了,种出来的庄稼还能吃吗?”
　　樊锦诗说,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这些人走了,莫高窟还会在。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光盯着钱,光盯着自己的官位?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
　　保护和开发是有矛盾的,文物却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经不起折腾。“完整、真实地保护敦煌的历史信息,把它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
　　而这样理智冷静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曲解了。“后来一些媒体总是说我反对旅游。我从来没反对过旅游,大家关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游客游览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在新世纪之初,她具有前瞻性地将敦煌的保护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上——这个工程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2005年,莫高窟在中国首创“旅游预约制”,入洞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她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呼吁和推动相关保护法规的出台,在她的倡议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旅游公司懂保护吗?有专业的文物保护力量吗?保护不好,洞窟都没了,还谈什么旅游?”时隔20多年,当记者提起这件往事,樊锦诗仍难以遏制心中的怒气。
　　一个老太太,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