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

齐鲁晚报     2019年10月26日

  双飞天
  敦煌壁画飞天
  散花飞天
  □云韶
  “敦,大也;煌,盛也。”
  这是1800多年前东汉应劭注《汉书》中的一句话。位于河西走廊深处的敦煌,历史上长期是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是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千百年来,历史大河潮涨潮落,敦煌也在岁月的河流中浮浮沉沉。不过无论如何变化,敦煌所代表的文化早已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可以说,读懂了敦煌,就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半。
>> “胡食”:敦煌传来的味蕾念想
  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因此,谈敦煌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就不能绕开饮食。
  敦煌地区与中原发生联系,是在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敦煌在汉人眼中就是一处胡地,这是因为敦煌地区的原住民中并没有汉人。羌人、月氏人、匈奴人等,才是这块区域的原住民。敦煌地区的饮食底色被烙上了浓厚的“胡风”烙印。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指挥下,汉军大破匈奴军队,成功占领河西走廊。敦煌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设立的。
  敦煌郡设立不久,得力于丝绸之路的繁荣,迅速兴盛起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来到敦煌,寻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这些商人在带来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国家独特的饮食文化,这无疑推动了敦煌饮食文化的发展。有资料显示,到了唐朝五代时期,敦煌已拥有了近60种饮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饼。著名敦煌学专家高启安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26种饼,包括胡饼、蒸饼、乳饼、糌粑、烧饼等。在这些名目繁多的饼中,作为敦煌人食用最多的主食,胡饼最为引人注目。
  据高启安考证,胡饼是由西域或者中亚的商人传入的,因其口味好、制作简单、便于携带、久存不坏,因此成为了来往敦煌地区商旅行人的最佳选择,也慢慢被敦煌人所接受。后来,胡饼又跟随着商人的脚步,来到中原地区,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受喜爱的食物。
  除了几十种饼外,在敦煌还流行粥、馓饭、水面、煮菜面、细供、灌肠面、油面、炒面、麦饭、糌粑等十几种食物。像凉面、馄饨、酿皮子、粽子等食物,至今还流行在人们的餐桌上。
  需要指出的是,敦煌人虽然比较乐于接受胡人的饮食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置中华本土的饮食文化于不顾。国人吃饭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在敦煌的饮食中也有体现。研究表明,敦煌人的吃饭很精细,非常注重口感。在唐代,敦煌人已经广泛使用花椒、生姜、盐、豉、醋、酱、浆水等调味料。其中,花椒和生姜来自外地,其他调料均在当地制作。敦煌人嗜酸,文献中不仅记载寺院自己酿造醋酱,而且用原粮去街上换取。说明当时敦煌有不少酿造醋酱的作坊。而浆水是一种通过将蔬菜发酵而产生的酸菜水,有解暑、降温、化腻、利消化的功效,至今仍是西北人喜食的一种调味品。
  除了“胡食”外,敦煌人饮食习惯中的“胡风”,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在吃饭的坐姿上,在唐五代时期,敦煌人进食时已很少使用中原人的跪坐,代之而起的是“胡坐”,也就是盘腿而坐。再比如围桌而坐的吃饭方式,从敦煌的壁画中,可以明显看出敦煌人已围坐在餐桌周围进餐,这些习惯也逐步为中原人所接受。
>> 壁画:敦煌留下的审美启示
  敦煌对国人的影响,不仅仅止于饮食。事实上,作为一座文化上的宝库,敦煌一直都在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向国人传达着审美的启示。
  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飞天被称为敦煌莫高窟的名片,其实飞天不仅是敦煌的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更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非常喜爱“飞天”的形象,他的代表作《天女散花》便是参考“飞天”的动作创作的。据梅先生说,《天女散花》戏的重头在“去路”和“散花”两场。梅先生设计了“绸舞”作为两场的主要舞段。他的绸舞与众不同,他手执双绸专靠手臂和手腕的巧劲,舞起来飘然转环如流风回雪,足见其功力。可以说,梅先生使沉睡千年的“飞天”夺壁而出,舞得如此酣畅,一静一动都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特征。
  除了《天女散花》之外,敦煌壁画还给了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以重要灵感。
  《丝路花雨》首演于1979年5月,主要讲述的是敦煌画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与波斯商人伊努斯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故事。为了创作好这出舞剧,创编团队10余次从兰州前往千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不辞辛劳,在汗牛充栋的敦煌壁画中反复学习。
  据《丝路花雨》编导晏建中回忆,当他们到了敦煌以后,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老师们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地给我们讲敦煌壁画。感觉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东西。当时我们心里有种欲望,我们一定要搞一个敦煌的东西。”
  经过艰苦的努力,1979年,以“丝绸之路上凝聚中外友谊”为主题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正式与观众见面,随即在全国引发轰动。在这处舞剧中,大量的舞蹈动作、造型均来自敦煌壁画:英娘的“反弹琵琶”出自莫高窟第112窟的反弹琵琶乐舞图,“千手观音”还原了莫高窟元代3窟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图,而源自壁画又独创的“S”形舞姿将东方女性的柔美表现得独具魅力。而借助《丝路花雨》的走红,一种全新的舞蹈艺术——敦煌舞也开始得到关注。
  除了舞蹈之外,敦煌壁画中还蕴藏着在中国独特的服饰文化。前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其中不少服饰设计灵感,均来源于敦煌壁画。
>> 玉门关、阳关   敦煌野外的永久牵挂
  人们说敦煌,往往只想起莫高窟。其实,敦煌的文化符号不止于此。
  首先读一下下面两首诗。
  王之涣《出塞》:“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戌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这是全唐诗中的两首名家名作,两首诗的共同特点之一是诗作中都有提到“玉门关”这一地理坐标。
  而玉门关,便位于敦煌。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虽然玉门关在中国各个险关中并不起眼,但是它身上被人们赋予的价值意象,却不能被人忽视。
  从汉代开始,玉门关身上就被人们绑上了乡愁。班超曾慨叹“臣不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就是这句,恰恰也就是这句提到了“玉门关”,从此这个地名不再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平面的字了,它成了立体的了,它的头上盘旋着回归故土的热望,身上有洗不掉的乡愁。从此人们看到玉门关时不免想到定远侯,不免带着乡愁。
  如今的玉门关,已经没有原先的繁华景象,岁月的摧残,让这里只剩下萧瑟与凄凉。在敦煌城外,一座方形小城堡屹立在茫茫戈壁中,经历了千年风雨,似仍在向世人诉说着它当年“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的一派繁荣景象。
  除了玉门关,敦煌还有一个“阳关”。旧《敦煌县志》把玉门关与阳关合称“两关遗迹”列敦煌八景之一。
  阳关,因坐落在玉门关之南而取名阳关,它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关隘,阳关自建成后便是古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西汉时为阳关都尉治所,魏晋时,在此设置阳关县,唐代设寿昌县。宋元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阳关也因此被逐渐废弃。
  说起阳关,就不能不说起一首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这首杰作,让阳关扬名天下。
  现在,昔日的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仅存一座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骑马前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阵阵冬风,俨然一副江湖侠客行走江湖,英豪勇士踏走出关的态势。
  虽然,玉门关和阳关早已繁荣不再,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它们早就刻在中国人的心中。每当吟咏起敦煌两关,我们每个人的眼前都会出现黄沙漫天,孤城落日的景象,总会产生纵马疆场,建功立业的豪情,而这就是敦煌留给我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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