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汉族聚居区最西端的城镇。敦煌再往西,就进入了历史上的西域。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敦煌传入中国内地。因此,敦煌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国际基因,对于它的研究,也充满了“国际范儿”。
>>　多元文化聚集地吸引各国学者
　　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从敦煌文物看,这里确实是当时国际文化的“大观园”。敦煌遗书中不仅保存了5万多件4—11世纪的汉文文献,而且还汇聚了大量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以及一批西方国家民族文字的写本,如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吐火罗文、希腊文等语言文字的文本。此外,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文书。
　　人们最熟悉的莫高窟壁画、彩塑,更为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古代东西方服饰史料,既有中原传统的汉服,又有我国西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的衣饰,还有来自中亚、西亚、印度等地的衣装,丰姿丰色,美不胜收。这些服饰因不同的国家、民族而各具特色,如实地展现了丝绸路上千余年间各国各民族、各阶层不同身份的僧俗人众的穿戴。
　　唐代来自西域、中亚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在敦煌风靡一时。这些舞蹈具有浓厚的西域、中亚风情,矫健、明快、活泼、飞旋的舞姿与当时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乐舞表演离不开乐器伴奏,于敦煌壁画中可见主要乐器有琵琶、五弦、胡琴等,大多也出自西域。
　　由于敦煌文化的多元性,这片神秘的土地很早就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如匈牙利洛克齐、俄国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英国鲍尔等人先后到过敦煌,参观莫高窟。洛克齐还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发表演讲,介绍莫高窟的艺术。不过,这些还谈不上是敦煌学。
　　藏经洞发现后的十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至此敦煌学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并走向国际。
>>　学者伯希和“劫经”,法国研究领先欧美
　　法国的汉学研究水平很高,在百余年间,法国学者对敦煌和丝路研究的成果甚丰,始终居欧美之首位。
　　伯希和,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1908年他抵达敦煌。不像斯坦因那样,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他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伯希和表示愿意出钱购买一些文书,王道士说洞窟的钥匙放在敦煌县城,要到县城去取。伯希和就一直守在洞窟外,等着王道士去取钥匙。虽然他很着急,害怕中途生出变数,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等到王道士归来。
　　此后,他一头埋进藏经洞的故纸堆里,对莫高窟的所有洞窟进行了系统编号、测量、拍照。这一举动,让他成为第一个对莫高窟进行编号、系统摄影的学者。
　　他在藏经洞里大约阅览了2万件文书,然后挑选了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文书带走。如今,这批文物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
　　当年,中国学者罗振玉、曹元忠等老一代学者知道敦煌有宝贝,正是从伯希和那里看到这批文书开始的。对中国来说,伯希和敦煌“劫经”无疑是强盗行为,但学术界对伯希和还是有客观的认知。
　　1926年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傅斯年《论伯希和》也称:“此君(伯希和)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对敦煌学、东方学研究来说,伯希和的研究成果是不可绕过的丰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亚简史》《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等,均是经典名著。这些著作一版再版,至今仍闪耀光辉。
　　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
　　近年,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法方向中方赠送其馆藏敦煌写卷的数字化副本,并授权中国敦煌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无偿使用数字化法藏敦煌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的敦煌文献虽然在世界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的数量上并非最多,但大多是精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以数字化方式回归“故乡”的敦煌文献,是国外收藏机构第一次向中国赠送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副本。
>>　日本热衷敦煌学,为寻找文化之根
　　日本热衷敦煌,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东方文明的继承者自诩,到这里来寻根溯源,来解读对自身文明来历的不解。
　　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从时间上看,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研究明显投入更多、更有成果。
　　日本的敦煌学学术中心以京都为首,不断有诸如《沙州诸子二十六种》《唐令拾遗》等佳作问世。《西域文化研究》《讲座敦煌》等巨著,则代表着日本敦煌学的全貌和最高水平,确立了日本在敦煌学上的霸主地位。甚至连“敦煌学”一词,也是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提出的。
　　早期的敦煌学,学者很注意在敦煌文献中寻找中原地区已经散佚的材料,所以很多人在用辑佚的方式进行研究。二战以后,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对,需要把敦煌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现在的敦煌学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在走这样一条整体的路。
　　总体来说,日本的成就是将敦煌学从经史子集及文学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经济史、民族史等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
　　日本看重敦煌,和早年对中亚的政治和军事梦想有关。这从日本佛教宗派西本愿寺的精神领袖大谷光瑞,曾历时12年,组织对中亚的数次探险就能看出来。大谷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探险队虽以追寻佛教遗迹、收集佛教经典为主要目的,但也有对中亚进行地理和人文了解的政治目的。
　　与学术研究相比,日本在民众中对敦煌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过一句话:“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也是很多日本民众对敦煌的认知。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敦煌讲话时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和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今天,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1997年10月,日本人青山庆示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交还中国。这是敦煌文物流失一个世纪内,外国人首次把它送回。
>>　国际交流合作　　　成就世界显学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精美绝伦、内涵丰富的敦煌艺术,不仅令国内各界赞叹,而且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敦煌洞窟、壁画、彩塑的保护、研究更是牵动人心。
　　放在全球视野中,敦煌学有许多令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感兴趣的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企业、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美国的盖蒂保护研究所、梅隆基金会、西北大学,日本的东京艺术大学、大阪大学,澳大利亚的国家遗产委员会等机构,都先后与敦煌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进行过友好的合作。以敦煌学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合作领域,十分广泛:保护研究、人才培养、考察进修、学科建设、图书出版、合作办学、文物展览等,都富有成效。
　　通过国际合作,中外专家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仪器对壁画、彩塑的病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对窟区外部环境、石窟崖体和洞窟内小环境的定时定点观测、监测,不但确定了壁画、彩塑的病状,找出了病因,而且对其形成、发展的复杂机理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双方对过去长期无法治愈的顽症进行了联合攻关,筛选出修复材料、找到了有效治理的材料和工艺。例如,中美两国学者对第85窟的保护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而且培养了保护、管理的科学理念。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有多项重要科研项目,是由中外双方共同承担的。研究人员还运用国际先进的图像存储、再现技术,记录并保存了壁画、彩塑信息,为研究者、参观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敦煌研究院还与日本文化保护振兴财团合作培养人才,全院有50多位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先后赴日本研修学习,还有30多人到美国等地接受短期培训。此外,敦煌研究院还接受了外界捐赠、援助的大量资金、仪器和图书资料。
　　国际合作,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先进手段、先进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不足。由于合作目标趋于一致、合作选题符合双方愿望,许多合作都取得重要成果。有些短期合作,发展成了长期合作。有些合作甚至达到几年、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