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许多人读过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名著《鲁宾逊漂流记》,一定会为主人公鲁宾逊长达28年的孤岛求生经历深深吸引和折服。该书于1719年出版,大约四十年后,开创人类文明发展史先河的工业革命才拉开序幕。鲁宾逊的经历只是船只触礁后的意外,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效应愈加显著,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变得经常。尽管人类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在气候特别是极端气候面前依然如蚍蜉撼树。试想,如果气温持续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风暴气候频现……不知道未来还有几个人能像鲁宾逊那般幸运?
　　《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作者威廉·诺德豪斯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贝尔奖颁奖词这样评价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个创建综合模型的人,这一模型即是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该模型整合了物理、化学、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结果,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模拟经济气候之间的演化以及检测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比如征收二氧化碳税。”
　　本书正是诺德豪斯长期研究的重要结晶。诺德豪斯深深觉得,人类已经进入了“气候赌场”,正在摇动全球变暖的骰子,不过仍有时间转身走出“赌场”,改变人类当前面对的暗淡前景。有鉴于此,他在本书中分析了当今最重要的环境问题,结合福利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家与区域政治政策,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方法与途径,而这些都已被证明是正确可行,因而需要人类更多的共识和更高的执行。
　　诺德豪斯开篇便堆砌了大量详实的数据和惊人的案例,以便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正在加剧。“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为280PPM,而今天达到390PPM”。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表明,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达到330亿吨,其“元凶”仍旧是化石燃料。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排放趋势出现拐点。
　　至于温室效应导致的严重后果,许多人早就“饱览”了大量与其说精彩不如说震撼的灾难片。可以说,如果温室效应趋势不能得到明显扭转,人类根本无法真正想象出气候变暖后导致的灾难性后果。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并发布了《斯特恩报告》。斯特恩认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为此,他不无忧虑地告诫人们,“只要全球温度增加到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气候变化引起的每年死亡人数就会加倍,最少达到三十万人……在更高的温度时,死亡率将急剧增加”。有研究表明,如果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上升5℃,将出现“全球物种大规模灭绝,粮食生产率大幅下降,30%的海岸湿地丧失,大规模的海岸洪水与漫滩,世界海岸线的重构,海洋环流的重大变化”。
　　诚然,地球历史上确有比今天更温暖的时期,但那时也是物种大灭绝时代。在恐龙灭绝的时代,“海平面也许比现在高出了180米,当时冰川大都融化了”。在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目前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其主要证据除了许多物种的消失或面临濒危,还包括气温的持续升高。
　　诺德豪斯指出,尽管科学家早就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碳排放的增加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但一些政治家和企业家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罔顾事实。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温室效应表现有些无动于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温室效应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类就像是正在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别忘了,如果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世界人口与产量的4%左右在沿海地区和低于海拔10米的地方”将首先遭殃。事实上,像马尔代夫这样低海拔的海岛型国家,早就将应对海平面上升纳入政府研究的重要范畴。
　　人类社会关于气候温度控制的协调似乎一直在进行,从1994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然而就目前来看,政客们的呼吁远甚于实际举措,毫不客气地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前不久南美亚马孙森林大火持续数月却鲜引人注意:亚马孙森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20%,生产了世界20%的氧气,有“地球之肺”之称。
　　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像碳排放总量控制似乎回到了以前的混乱时代,但“全球气候升幅不应超过2℃的科学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尽管温室效应控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诺德豪斯并未灰心,仍相信通过一系列措施,完全可以扭转当前的局面。
　　诺德豪斯的解决方案是经济与政治并重。经济方面,就是提高碳排放成本,比如“就目标碳价格达成一致”。他甚至综合当前经济水平,测算了一个建议值,即“将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提高到25美元”。而“碳价格”的制订包括两个方面,即“碳税”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即政府确定一个允许排放总量,向污染者发放或拍卖许可证,允许污染者之间交易许可证”。政治方面则是通过协商,制订一个共同目标,通过对富国与穷国区别对待,逐步将抑制碳排放“锲入”市场经济体系,形成“环境友好”式地低碳经济体系。相较于经济策略,政治方面面临的阻力可能更大,毕竟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对碳排放毫无节制,更何况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也就是说,减排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其过程肯定极其复杂和艰巨。换言之,减排能否形成全球性共识,关键取决于现有国际政治体系在这一问题上能否形成更大程度共识,能否下定更大的决心,而不是任由各自任性地拨弄“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