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口罩

齐鲁晚报     2020年02月25日
  □许志杰

  疫情突如其来,口罩被推上风口浪尖,便也勾起一些与之相关的旧事和心事。
  在我的记忆里,口罩的功能演化是有很强的时代感的。很早的时候,除了一些特殊工种的操作员因工作需要必须戴口罩之外,其他人戴口罩大都是在寒冬腊月,功能就是简单地御寒保暖。假如天并不是很冷,而有人戴上了口罩,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晃荡,会被人视为不怎么着调,至少有炫耀的成分。在农村,被上了年纪的老人撞上,说不定要挨一顿训,还被当众拽下口罩。这与当时的物资匮乏、生活困难以及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忘了当时一只口罩多少钱了,大概就是几毛钱的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是毛毛雨,那会儿却是一大家人的饭食。肚子尚未填饱,把吃饭的钱堵在嘴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再者,一个大男人用一块布把大半个脸挡起来,有失风度和气概,这应该是那时人们的真实想法。可见最初口罩的功能并不是非常明晰,人们对其的认识也很模糊,以至出现一些误解、误用。
  我还挺幸运的。每到冬天,在铁路上开火车的爷爷和父亲都会发几个口罩作为劳保用品,他们不舍得自己用,或者一个口罩用了洗,洗了再用,循环往复,把剩余的口罩带回家让家人作御寒之用。家里兄弟姐妹多,也不可能人手一个,我们就轮流使用,谁出去谁戴。冬天过去,姐姐把用过的口罩洗得干干净净,存放起来,待到第二年冬天再拿出来用,跟新的一样。这也是数十年来我对口罩的认知,甚至基于此,之后似乎再无戴口罩的记忆。
  想想,我们对自己的嘴确是过于放纵了,戴个口罩怕麻烦,嫌憋得慌,自己怎么方便就怎么来。于是乎,随地吐痰,罚而不止;众人面前吞云吐雾,禁而不绝;大庭广众之下口出狂言,大呼小喝,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侵扰他人之宁静。更严重的是有些人见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能吃否,红烧还是清炖,补肾还是补脑,一顿胡吃海塞,结果可想而知。老祖宗早有训诫,病从口入,这么通俗易懂的道理却硬硬遭肢解,被某些人狼吞虎咽。
  疫情之下,最简单的防范措施是少出门,出门必戴口罩。这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也未必井井有条、人人服从。工艺十分简单的口罩,其功能在悄然发生着微小的变化,或许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多少注意,却有着人类文明进步不可忽略的意义。但要形成一种生活的习惯,实属不易。禁止随地吐痰多少年了,公共场合不得吸烟、乱扔烟头,又有多少年了,如今做得如何?去年底我从大阪飞回济南,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戴着口罩。谈起这事,她说戴口罩除了预防,再就是防止病从口出。如果你自己感觉不适,或者已经确诊得了某种可能扩散的疾患,应该自觉把出气孔的每个通道堵死,除了尽量呆在家里,就是出门时戴个口罩。所以在日本的公共场合会看到那么多人戴口罩,并非有什么大毛病,而是一种预防疾病的习惯做法。1934年,病中的鲁迅说:“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病因就是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疫情当前,我们的确应当再次做个检讨,看看还有多少人在“马马虎虎”,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多运动,这几句简单易懂更好操作的提醒,我们做得怎样?即便时下做得好,过后我们能把现在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形成生活习惯延续下去吗?每一次灾难都是一次血的教训,但愿也是一次带血的转变。
  最挂在心上的是那些没白没黑战斗在疫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看到一段这样的文字:小时候,口罩是心中深深的恐惧,我在这头,针头在那头。说的是小时候自己对生病之后打针的恐惧,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恐惧记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淡忘了。那是曾经的恐惧,而今已成为一种甜蜜的儿时记忆,岁月带走了恐惧,也带走了幸福的童年。唯有戴着口罩的医生形象,至今不忘。
  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一批批医务工作者奔赴疫区的报道,每一次都是满眼泪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人、最可爱的人、最值得牵挂的人。他们都戴着口罩,我们无法看见口罩后面的一张张面孔,但是,透过他们坚毅的目光、炯炯的眼神,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明天的灿烂。儿子说,虽然看不见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脸,却觉着他们戴口罩的样子很好看。
  疫情肆虐,朴实无华的口罩以最“硬核”的方式改变着庚子年初的春寒料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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