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群体、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个人和国家如何应对危机,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有什么意义,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尝试解答的命题。
　　□贾雷德·戴蒙德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经历一场个人的巨变或者危机,有的人还不止一次。有些危机因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消解,另外一些却并非如此。国家也会遭遇危机,而同样地,一部分危机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治疗专家从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研究案例和逸闻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认识国家如何化解危机?
　　作为《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这本书的开端,我打算讲两个自己经历的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最初的可信记忆大概从四岁算起,当然有些特定事件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和普遍的说法是吻合的。我最早的记忆是五岁生日不久后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幸运的是)我没有亲历这场大火,我的父亲——一名外科医生当时的恐慌——让我间接地经历了这一事件。
　　1942年的11月28日,一场大火爆发在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丧生,还有数百人经历窒息、吸入烟雾、被践踏和烧伤的痛苦。波士顿医疗系统的任务如此艰巨——他们不仅要处理大火带来的伤亡,还要治疗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比如说伤亡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悲痛欲绝,还有逃过一劫的那些人,他们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
　　有的幸存者和受害人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所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和不愿接受事实的过程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阶段,他们从悲痛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人们旧的自我“马赛克化”地共存。
　　我们再用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我旅居于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们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而不觉的危机之中。科技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英国的独领风骚曾令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
　　六十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化”的国家,她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以福利制和高质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社会等级间的差异,但她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和经济实力再未能回复如初,也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前六富有的国家,仍然在象征性君主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学技术上名列世界前茅,还保持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群体、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被配偶抛弃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国受到另一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在内部触发,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国家内部的纷争战乱。不管是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变革,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不管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比如说,妻子告知丈夫她提出离婚申请的那一天；或者是(在智利历史上的)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智利民主政府、总统自刎的那一天。有些危机确实毫无预兆地就降临了,比方说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在一瞬间带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驶过程中不幸与铁路交叉口的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孤儿。不过,大部分的个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以来进化型变革的积累:就像是上述的离婚双方背后存在已久的婚姻问题,又或者是智利一直以来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意识或者骤然的举动。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1972年12月,他在短短19天内提出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是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独立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些什么优点?
　　我经常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谈到其中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个人危机的视角让普通受众在“联想到”国家危机和弄清楚它们复杂性的时候能够轻松些。
　　另外一个优点是,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那些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个人危机结果的影响因素集合为我们在试图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的路上提供了相应的指路地图。我们要看到,有些影响个人危机的因素同样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危机的结果。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正如同陷于危难的国家会接受来自盟国的援手。个人在找寻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去参考其他人在解决类似的危机时候的做法；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在面对相同挑战时所想到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本文节选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