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鹏
　　个人的命运从来无法跟国家社会截然分开,无数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历史改变了他们,他们也影响了历史。
　　在纳粹党当权之初,没有人认为它会掀起又一场战争浩劫。在短短的六年间,它实行了一系列铁腕政策,镇压政治运动,整顿就业市场,刺激经济复苏,整合民间机构,打造民族共同体。正当德国人适应着新秩序带来的急剧变化,因繁荣稳定的假象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不知不觉地被绑在纳粹的战车上,高速驶向滚滚硝烟之中。原来,和平的纳粹德国是为发动战争而服务的。《当权的第三帝国》中,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通过爬梳二战前纳粹德国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和影响,以海量的数据分析与官方档案描绘了第三帝国极权统治的狰狞面貌,以生动的私人材料与亲历记录勾勒出普通德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鲜活命运,揭露了纳粹党如何以残暴血腥的独裁手段将德国改造成一部全力冲刺的战争机器。理想国M译丛的《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为迄今公认最权威的纳粹德国全史“第三帝国三部曲”,前两部已于近日出版,第三部将于今年5月与读者见面。“搞清楚纳粹如何以及为何上台,在今天和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逝,甚至更为重要。”迄今公认最权威的纳粹德国全史“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写道。
　　1932年,美国总统胡佛将格鲁作为大使派往了日本,因为此时的美国需要派遣最优秀的外交官去挽救日本制造的糟糕局面: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满洲,军国主义者刺杀了多名优秀的政治家,而且还在准备退出国际联盟,撕毁《华盛顿条约》,妄图主宰亚洲和西太平洋。美国既想坚守在远东的权益,又试图避免战争,这便是格鲁在日十年期间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1932至1942年间他对日本的种种观察与见解,十年的日记足有13册之多。在剔除个人隐私和军政机密的部分后,格鲁的日记选集《使日十年》(Ten　Years　in　Japan)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日本的败迹已显露无遗。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因美国当局要求写就《菊花与刀》一样,格鲁日记的出版也意在为美国军政当局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但不同于人类学家高度抽象的民族性归纳,格鲁的观察着眼于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种种细节,以及每一个打过交道的日本人。书中曾提及卢沟桥事变前夕,美日关系有过一次小小的好转。短短两三个月间,麦克阿瑟将军陪同菲律宾总统访问了东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勒也造访了日本,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风潮,甚至连日本首相、外相等一干要人都来捧场。但是,格鲁却清醒地意识到“这或许是暴风雨前的沉寂”,“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而已,因为“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随后日本全面侵华,无疑验证了他敏感的政治嗅觉。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权力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本书作者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这本书也是梁文道力荐的一本书,他提及书中个一个场景,在斯大林格勒,一名刚刚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忽然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把这类异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曾彦修访谈录》是老革命家、编辑出版家、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生前最后的口述实录,讲述这位九十岁老人生前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四川宜宾故乡的童年往事,到延安的光辉岁月,到解放初期南粤之地的天地玄黄,再到北京政治漩涡里的波诡云谲。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见证了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际遇沉浮,也亲历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沧海桑田。曾老说:“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在他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特见解,对相关历史人物有亲身接触和直接感受,是一部引人思考的有分量的书。这本口述史的采访从2008年7月开始,12月结束,曾老当时已年近九十,记录者李晋西起初担心老人的记忆,但很快就发现,他的记忆是超常的。采访时,曾老手边没有一本书,所有的书都打包装箱准备搬家,而他说到一本书的一篇文章,八九不离十,“他审核文稿时,如果我稍稍把他的‘记忆’挪动一点,他都会‘恢复’原样。用他的话来说,‘很多事像刀刻的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