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来了又去,在城市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影子,城市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市惦念着远去的故人,故人也在影响着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关注城市文化话题,最近他的《想象都市》《记忆北京》出版。在他看来,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
　　辛弃疾朋友圈火爆
名人传递正能量
　　最近,很多济南市民被一条“加入辛弃疾朋友圈”的小程序刷了屏。上线两天,小程序的点击量已有约40万,这个数字接近济南市高新区的常住人口。
　　今年是济南历史文化名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诞辰880周年,济南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除了小程序外,还有“济南二安”诗词京剧演唱会、主题书画作品展、研讨会等,给这位老乡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
　　辛弃疾的名人效应还在不断放大。位于小清河济南港南侧,投资220亿元、占地5平方公里的“稼轩文旅城”马上开工建设。即将进驻济南的“开心麻花”启动了辛弃疾舞台剧的创编,这部剧将成为“开心麻花”带给山东观众的“见面礼”。济西湿地也计划打造“二安故里”相关场景,让游客既可以感受李清照“误入藕花深处”的柔情,也能找到辛弃疾“策马扬鞭”的豪放。
　　诸如此类的文化产业尝试,正变得越来越多。正如陈平原所说,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辨析、阐释。“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都风韵的设想。”
　　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经历岁月成长演变的产物。它们饱经战争的创伤,蕴含历史的积淀。名人的存在,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更不仅仅是一种旅游资源。名人的存在,昭示了一座城市文化的厚度与精神的深度。
　　名人身上所携带的正能量,往往影响着所在城市的品格。过去,老百姓们普遍有为当地名人建祠、修庙、立碑、写传的传统,纪念名人的光辉人生,感恩名人对家乡、对社会的卓越贡献,激励后人学习名人、延续成功之路。
　　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家家老百姓张贴关公门神、供奉关公神祗、编演关公戏曲,忠义仁勇、崇和尚德的关公精神成为当地风尚,锻造了晋商传奇。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文风昌盛、文教发达,历史上仅状元就产生了7位,整座城都被儒家文化所滋养着。
　　名人的存在,还直接助长城市的名气。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原本并不是一流的风景名胜,其规模与名气皆不显赫,但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及崔颢的《黄鹤楼》而闻名遐迩,慕名观光旅游的中外游客不计其数。成都杜甫草堂,原本不过是一间破草房,由于诗圣杜甫的高知名度而千古流芳,成为国人心中的文学圣地。
老舍的胡同四合院
张爱玲的咖啡馆
　　王府井附近的丰富胡同是北京一个普通的胡同,因为有老舍的故居“丹柿小院”,变得不再普通。
　　作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京派文学代表人物,老舍对北京城有独特的文化体验,在许多作品中妙笔写过京味文化。
　　丰富胡同19号是座朴实无华的二进三合小院。影影绰绰的树枝光影洒落在青石地面上,青砖灰瓦红门廊的庭院淡然而不寂寥,老舍先生亲手栽下的两棵柿子树依然繁茂如昔。
　　院子西侧用小耳房改造的小书房,是《龙须沟》《茶馆》这些中国话剧史上经典剧目的诞生之地。这些作品,给北京这座城市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纪念碑。
　　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真正走进这样的老北京四合院,身临其境地感受四合院典雅宁静的建筑文化魅力,才能体会和想象夏日小院内“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风景,读懂作家,读懂北京。
　　在北京,漫步什刹海周边,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名人故居: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马海德故居、张之洞故居、张伯驹故居……一位名人,就是一本书；一座故居,就是一段历史。走在这样的街区,历史仿佛有了清晰的触感,城市也因有这些名人故居而增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
　　可见,真正的文化名城,其文化情调不是用现代材料工艺堆砌起来的布景化的假古董,而是自然而然、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在城市的角落里。正因为如此,陈平原主张在“建设”“经营”“打造”城市之外,还要学会“养育”城市。
　　陈平原认为,“打造”这个词,未免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一方水土创造一方文化,同样的道理,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名城。“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
　　“养育”是需要用心用情的。位于上海静安区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始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6年,作家张爱玲曾在这座公寓里生活过6年多时间。在这座公寓里,张爱玲完成了《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等重要作品。
　　2008年,当地对这座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复原工程。修缮坚持“修旧留旧”,除了外墙的颜色,楼内的陈设也极力恢复成老样子,其钢窗、阳台、灯罩恢复到了70年前的状态,消防龙头、门把手和信箱等老物件得到了完全保留。
　　修缮复原完成后,当地政府对底楼原有商户进行了搬迁,引进实体书店“千彩书坊”,对老房子进行“活态保护”。
　　相传,张爱玲曾在常德公寓楼下边喝咖啡边写作。受此影响,“千彩书坊”,采取了“书+咖啡”的运营模式,定位“有咖啡香的书店”。推开书店窄门,墙上一幅张爱玲的油画像和整面书墙道出了书店的主题与特色。红棕色的老式桌椅、泛黄的碎花壁纸、播放着《天涯歌女》的老式留声机,让人仿佛回到了张爱玲生活的年代。
　　而今,这里还是文艺名人演讲、签售新书或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文化场所,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如果单看物质,这样的名人故居或许并不珍贵。它们大多普普通通,看似平常,甚至狭小简陋,但是,它们却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笔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名人小镇旅游旺
资源保护第一位
　　名人是历史沿袭下来稀缺的香饽饽,围绕名人文化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形成区域新兴产业,提升城市品牌,在世界上不乏成功范例。
　　在莫扎特故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诞生地、莫扎特音乐学院、莫扎特广场、莫扎特博物馆、莫扎特纪念铜像等莫扎特元素随处可见。阿尔卑斯山的秀丽风光与丰富多彩的莫扎特文化浑然一体,使之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文明保护区。旅游业每年创造的财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
　　芬兰旅游局制定了“圣诞老人故乡计划”。1985年在罗瓦涅米市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圣诞老人村”,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圣诞老人文化产业”,每年有100多万游客到访。
　　在国内,各地也早早打起了名人牌。纪晓岚故里河北沧县开发了占地100余亩的纪晓岚文化园；汉中城固县有张骞墓,每年这里会举办一次张骞文化艺术节；湘潭市已连续举办了四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不过,较为普遍的情况是,搞活动虽然考虑到了名人效应,但较为分散,对当地的发展影响甚微。
　　有些地方对名人资源无序开发,还滋生出一批服务水平低、竞争力差、布局不合理的景区和企业,造成资源浪费。例如,某地“梁祝故里”景区,除了一座“梁祝故里”牌坊、一条通往“梁祝墓遗址”的道路与两座墓周围一些景观树,再无其他旅游项目。如今只能半途而废,几千万投资打了水漂。
　　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争夺名人吵得不可开交,引发乱象。李白故里之争、李自成生死地之争、大禹出生地之争、梁祝原发地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屈原族别之争、杜康之争……甚至发生了“一个花木兰五地争抢”的局面。
　　早在2010年,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就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合理适度,这实际上是希望各地不要盲目争抢名人资源。
　　陈平原认为,呵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命脉,做好了会有经济效益；但不能反过来思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选择性地“扶持文化事业”。有些城市记忆对于当地人来说很重要,但不见得能转化为旅游资源。
　　在他看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生命,都有其历史文化命脉,必须努力理解并适应它,再略作调整与发挥。“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
　　在全球文化产业更追求唯一性、独特性、品质化的大背景下,名人是其故里最具差异化优势的独特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不可再生,因而粗制滥造只会破坏名人文化。有时候,宁可步子慢一点。
　　欧洲城市保护名人故居的通行方式,大都实行原真性保护策略,不搞大规模修复,强调保护故居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采取以不改变现有用途、实物保护与设立标牌为主,以建立博物馆、纪念馆进行图片、影像和手稿原件等实物陈列为辅的模式。
　　走在伦敦的街头小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屋门口,镶着一块直径约一尺的圆形陶瓷蓝牌。蓝牌上的文字,记载着此间老屋某年至某年曾住过的名人情况。老屋的认定,由伦敦文物遗产委员会下设的“蓝牌委员会”负责。
　　从1867年开始,第一块蓝牌挂在拜伦故居门口。故居老屋一经挂上蓝牌,便成为“英国遗产”,受到法律保护。在伦敦,这些挂蓝牌的故居多数并未被辟为博物馆或纪念馆,但按照相关法律要求,不得随意改变其原状,更不能拆除,并且定期会得到合理修缮。
　　对很多名人故里来说,名人的文化符号意义多于文化产业价值。如今,很多开发创意、思路还停留在经济上,而忽略了人文的关怀。这需要政府与社会形成普遍共识,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投资与消费、长期与短期、规划与建设等多方面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