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水浒寻宋》: 从生活细节中试探宋朝的历史密码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自从其问世之后,数百年来,以《水浒传》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自然,关于这本书的解读角度,也不尽相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史研究名家虞云国在专业著述之外,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新近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讲史著作《水浒寻宋》。在他看来,撇开主题思想不论,如果对书中种种生活化的细节描写进行审视,《水浒传》堪称一部以梁山好汉兴灭聚散为主线的社会风俗史,虽然部分内容和历史真实有所出入,但仍充分摄录保留了宋元时代的社会影像。
　　□云韶

注重细节:
了解《水浒传》一把钥匙
　　《水浒传》是一本古典名著。既然是名著,其谋篇布局都是非常高妙的,讲究“草蛇灰线,伏行千里”。只有读懂了这些细节,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小说。
　　在《水浒寻宋》中,虞云国就以大量的篇幅,为我们讲述了书中各种细节的来龙去脉。借此,《水浒传》的各个人物变得更为立体。这其中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樊楼》一章。
　　樊楼是个酒楼,这是林冲最不愿意回首的地方。
　　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虽然官职不大,但也算小康之家。在林冲“误入白虎堂”之前,高俅曾授意商贩卖给林冲一把刀,价值1000贯铜钱,换成现在的货币,也就是25万—30万元人民币。林冲毫不皱眉就能拿出这样一笔钱,足见其家底的殷实。
　　不过,在《水浒传》的世界中,有钱的永远斗不过有权的,贵为柴家后裔的柴荣尚且被冤下狱,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如果说五岳庙的上香,开启了林冲命运的悲惨乐章,那樊楼的酒宴,则是这篇乐章最为哀婉的序曲。这次宴会的东道主,是陆谦,他是林冲“表面”上的朋友。在书中第七回,陆谦为了让高衙内得手林娘子,计赚林冲去樊楼吃酒,当时他们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了阁儿,唤酒保吩咐,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
　　过往读到这一段时,笔者只关注剧情主线,往往忽视樊楼的环境。其实这才是施耐庵的妙笔之处,结合虞云国《水浒寻宋》,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陆谦会在樊楼宴请林冲。
　　在《水浒寻宋》中,虞云国拿出了不少篇幅来介绍“樊楼”。读罢后,不得不佩服虞云国的考据功夫和史学功底。他首先考证出了樊楼的所在地,是在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然后又解释了樊楼的来历,“本来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于是就称为矾楼,也叫作白矾楼。日久天长,才讹传为樊楼,后又改称丰乐楼,但总比不上樊楼叫得响亮。”
　　在介绍完樊楼的来历后,虞云国又指出,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樊楼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传》中林冲去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
　　对于老楼的布局,虞云国并没有过多涉及。不过,对于新楼的繁华,《樊楼》一篇可是不吝笔墨。他写道:“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连接,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
　　新樊楼如此“高档”,老樊楼估计也不会太差。可见陆谦为了在高俅和高衙内面前“邀功”,真下了血本,樊楼的环境越富丽堂皇,越能反映出陆谦此人的卑鄙龌龊。
　　借助《樊楼》这一章,笔者对陆谦的认识加深。可以说,虞云国《水浒寻宋》一书,最大的优点也便在于此,他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考据,将书中的细节,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为我们一一还原。而这些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物,了解人物,评价人物。《水浒传》因此变得更为立体,更为生动,更引人入胜。
精于考究:
还原历史上的高太尉
　　在《水浒传》中,最大的反派当数高俅高太尉。许多人上梁山,皆与他有关。在不少读者眼中,高俅要比蔡京、童贯“坏”得多。
　　不过,这样一位在民间赫赫有名的奸臣,在《宋史》中竟然没有立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因为史料的缺乏,所以我们对真实的高俅,认识很模糊。令人庆幸的是,在《水浒寻宋》这本书中,虞云国以自己史学家的严谨,和在宋史上多年的探索,为读者复原出了高俅的形象。
　　虞云国首先考证了高俅发迹前的历史。《水浒传》介绍高俅时,说他本是一个“破落户”,虽然也会填词作诗,但是游手好闲,不走正道。在施耐庵的笔下,高俅与现代的痞子混混没什么区别,而这也是王进父亲教训他的原因。虞云国在《水浒寻宋·高俅》中介绍,《水浒传》中关于高俅的介绍,虽有历史上影子,但有失偏颇。历史上的高俅,并非破落户,他真正的出身是“东坡先生小史”,也就是苏轼的书童。能够侍奉东坡笔墨,高俅的文才应该不差。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高俅本名“高毬”,发迹之后才把“毬”字改为“俅”。虞云国否定了这一说法。他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傑、伸皆俅兄,坐根括犒军金银,而相与隐匿,为婢所告也”的记载,其中“傑、伸”皆立人旁,按照旧时论辈起名规则,高氏三兄弟应该是人字辈,“可见高俅其名应是其父所起”。小说之所以这么写,“纯粹是用北方骂人的脏话来糟践他”。
　　《水浒传》第七回说高俅有个螟蛉之子,名叫“高衙内”。正是这位,导致了林冲的家破人亡。其实在历史上,高俅是有儿子的,而且有四个儿子。在《宋会要》中,有多处高俅为其子求官职的记录。虞云国指出,《水浒传》说高俅没有儿子,其实是作者对他的诅咒,乃“虚构之笔”。
　　在小说中,高俅因“蹴鞠”技艺发迹,这符合史实。因为有道君皇帝的垂青,高俅的晋升之路也是异常平坦。据虞云国考证,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高俅就从一介胥吏做到了步军最高统帅。政和年间,更是成为殿前都指挥使,升迁速度令人咂舌。
　　在宋代,殿前都指挥使,是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并称禁军“三司”。由于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政策,禁军的战斗力最为强劲。正因如此,“三司”的官职非亲贵不授。高俅能够担任此官职,足见宋徽宗对他的信任。
　　身居高位的高俅逐渐变得不可一世。他与蔡京、童贯勾结,沆瀣一气,惑乱朝纲,把好好的大宋王朝弄得乌烟瘴气。当时东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虞云国指出,“穜蒿”指的是童贯,“菜”说的是蔡京,“羔儿”则是高俅的谐音。这首歌谣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这三人的愤恨。
　　关于高俅之死,《水浒传》中并没有涉及。《水浒寻宋》中则为读者还原了高俅的暮年时光。据虞云国考证,高俅命丧于靖康之变时,起因是“狗咬狗”。为了争夺宋徽宗的护驾权,蔡攸、童贯对高俅进行了排挤。高俅郁郁寡欢,向宋钦宗请求离职养病。没过多久,宋钦宗又起用了高俅,不过受到了以陈东为首的爱国将领的反对。最后,宋钦宗就把高俅给“晾”了起来,最终高俅死于任上。
文史互证；
阅读名著的有益思路
　　虞云国在《水浒寻宋》中,大量使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水浒传》的各种细节进行探究。
　　所谓“文史互证”,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首创者乃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这种方法主要包含两层意义:其一,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从历史的层面对古诗文进行周密的考订、辨误和解说；其二,从文学角度阐释历史,即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历史要素,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
　　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水浒寻宋》典型的例子便在《大相国寺》一章。在小说中,施耐庵用一篇百十来字的骈文描写了大相国寺: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钟楼森立,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幢幡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水陆会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虞云国指出,这篇骈文虽然文辞优雅,但是其所描写的场景,与真正的大相国寺相距甚远。虞云国从历史的角度,为读者阐述了大相国寺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过程。由于作者钻研宋史,因而对宋朝时的大相国寺用墨较多,借助《投辖录》《东京梦华录》等史料,虞云国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无比端庄大气的皇家寺庙。而我们也对这个鲁智深出家之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至于用文学角度阐述历史,《水浒寻宋》中更是比比皆是。如对“沙门岛”的考证,便很有意思。
　　“沙门岛”,读过《水浒传》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话说卢俊义因中了吴用之计,被扣上了“私通梁山”的罪名后,官府为其选择的流放地正是此处。当初读到这里,笔者对这个地名并没有过多研究,虽然董超、薛霸这两个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说了“沙门岛”的位置,但也只是在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心中仍是把这里当成“小说家言”,认为是作者杜撰的。
　　不过,经过虞云国的论述,笔者才勾勒出“沙门岛”的具体形象。而虞云国所使用的工具,便是诗文。如苏轼的《北海十二石记》《登州海市》,再如南宋的话本《菩萨蛮》。借助这些文学作品,虞云国指出,“沙门岛”是确实存在的,隶属于登州,位置大约在如今长岛一带。在北宋时,沙门岛是流放要犯的集中营,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昼监夜禁,与死为邻”。读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燕青会在路上用弓弩解决了董薛两人,救出卢俊义了。
　　总之,虞云国利用“文史互证”法解构《水浒传》,为人们阅读名著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面对类似的研究对象,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虞云国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来实现研究目标。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问题,对这些方法进行再阐发和再创造,而这正是《水浒寻宋》留给读者的最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