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华一处城市角落里,有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年轻人。他们干一天玩三天,吃廉价的食物,经常睡大街,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换衣服。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田丰与研究生林凯玄“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这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何新一代的进城务工者不再像父辈一样选择节俭而吃苦耐劳地工作?满怀希望前来三和寻找出路的青年们,为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作者在书中尽可能透视与理解三和青年的想法与选择,揭示三和消磨斗志、泯灭理想的特殊“魔力”,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为理解中国城市化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
　　□田丰

　　调研显示,很多三和青年并不是一来到深圳就直接成为三和的一员,他们来到三和之前都经历过一些艰难往事。可想而知,最初来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每一个三和青年也和别人一样,怀揣梦想和憧憬,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融入大都市。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融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但大城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把他们作为“替换品”。且不说没有在城市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连基本的劳动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而三和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并没有产生大城市底层社会,而在“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时代,却产生了三和这样的城市底层社会,并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
　　从深圳的发展进程来看,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十分明显。在同样面临工价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劳动保障降低、劳动环境恶化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时,早期的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目的性很强,且多肩负家庭使命,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而“90后”和“00后”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权利意识方面,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会主动维权。但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深圳经济腾飞时代的社会复杂性超过以往,三和青年聚居的城中村的复杂性与以往相比也丝毫没有减少。城中村始终是社会学家研究中的重点议题。我的导师李培林研究员多年前就专门写过《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对城中村的剖析拓展了人们对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生活变迁和生涯转变的理解。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承接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广深地区城中村研究的传统,有所不同的是三和聚集的外来农民工更多,本地农民基本上已经脱胎换骨,融入了大都市。
　　对于生活在三和的“90后”和“00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期望。从三和青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最初对社会、对工作、对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如果大城市没有排斥这群人,他们可能不会聚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边缘的城中村里。甚至可以认为对三和青年而言,没有排斥,就没有抵制。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之所以成为躯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期望难以实现。他们最大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相当地难以实现。
　　农民工职业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在三和青年中,这一点尤为突出,真正接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职业技能的青年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当然,有职业技能的年轻农民工沦为三和青年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可是,对于没有职业技能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而言,一旦他们出现懈怠和厌倦情绪,就更容易陷入困境。大部分三和青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这与他们的父辈是相似的。可惜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给三和青年带来理想的生活,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职业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之痛。
　　抛却长达几代人的痛点不谈,三和青年的聚集更是这个时代物质充沛、物流发达催生的产物。试想,如果在一个物质紧缺的时代,三和青年不可能在大城市中获得成本低廉且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物质充沛是前提,而物流产业的发展则从两个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活路”:一是三和青年从事的日结工作很多来自物流行业,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临时工,而三和青年恰恰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只有在物流发达、成本较低的时代,三和青年所需要的各类低价产品才能够被配送过来,否则仅仅是物流成本,他们都难以承受。可以说,物质充沛和物流发达为三和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这是万物互联时代意想不到的效应之一,而万物互联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则来源于手机。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中国的影视剧特别喜欢的一个叙事逻辑就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互相融入,在三和青年身上似乎还可以加上城市命运,三者之间有融合的部分,也有背离的部分。三和青年看起来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却真实地融入了整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残存在城市角落里的底层社会的这群人,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保护和关爱,而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做的是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描述和分析问题背后的故事。
　　(本文选摘自《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