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历史将永记这一天,1895年2月11日,这是北洋海军抗击日军进攻的最后一天。
　　从1840年初林则徐从美国商人手中购买一艘大商船装上三十四门英国大炮始,算作清王朝建设海军的起步,到这天正好55年。当时就有西方舆论认为:“林则徐正在筹划建立一支新式海军,以驱逐入侵者。”大概,林则徐和西方人士不会想到55年后是如此惨状,一个完全崩溃的结局。林则徐还曾经向道光皇帝建议,西洋船炮乃是巩固海防所不可或缺的新式武器,虽然一时难以置办完全,但从长久之计,必须有一个周密计划。在林则徐的倡议及外患不断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筹划海军建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攒,终于在甲午战争之前形成以北洋水师为基础的海军力量。
　　当时日本海军军舰为28艘,总吨位59000吨,清朝海军军舰82艘,总吨位85000吨,后者无论军舰数量还是总吨位数都占有明显优势。这只是表面现象,日军在海军建设方面有所落后,但其后来居上,购置的英、德舰艇作战性能已明显高于北洋水师舰艇。重要的是日军在发展海军的同时,对陆军修订了战时编制,设立师团,进行军制改革和军队组织的整理,任命参谋总长作为帝国陆海军的最高司令官,事实上肩负起代行天皇统帅权的职责。在此改制的基础上,日军还举行了史上首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陆军主要登陆与反登陆,海军兼顾进攻与防御,甲午战争中陆海军作战配合功力尽显。清军虽有北洋海军与日海军周旋抗敌,无奈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清陆上正规军,早已失去战斗力,成为根本没有精神支柱和战争方向的乌合之众,这也是大批清军将领不战而降和士兵逃跑的根源。
　　第二天,1895年2月12日,上午8点30分,硝烟弥漫的威海卫港东南口驶出一艘北洋水师的炮艇,前樯悬着白旗,后樯挂着黄龙旗,尾部拖着一舢板。这艘炮艇叫“镇北”,看到此景的日军舰上人大呼,清军投降了。只见“镇北”号炮艇行至悬挂英国、德国旗帜的军舰旁抛锚,九人改乘舢板,驶向日军旗舰。停下后两人悄然登上旗舰左舷梯,其中一人就是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不一会儿,日军舰数艘出港绕行,预示北洋舰队投降,日军接受了清军投降书。这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开的历史谜案,是丁汝昌派遣程璧光前往日军旗舰送交投降书,还是丁汝昌自杀之后,总理威海水陆营处兼工作处牛昶昞指使程璧光向日军乞降,不得而知。
　　有一幕令人崩溃的情景却是真实的,丁汝昌在援兵无期,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的乞愿声中,发出“与舰皆亡,臣之职也”之悲叹,他对身边人说:“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遂饮鸦片,至12日晨7时身亡。余下之人公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严词拒绝,口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饮弹自尽。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紧随其后,开枪自杀。此后程璧光等人经过协商决定投降,并由程携降书至日军旗舰。在听说丁汝昌自尽之后,日军统领伊东排之说:“丁提督,清国海军名将也。自居北洋水师职以来,辛苦经营,十年如一日,而今日之战术又有所可观,其伎俩决非可侮也。”侵略者竟也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
　　2月14日下午3点半,程璧光与牛昶昞再次登上日军旗舰,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交出清军将士、雇佣洋人名册。伊东祐亨答应将康济舰归于北洋水师,用以载送丁汝昌等人灵柩,撤退至烟台。随后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内容11项,其中包括海陆军无论清朝将士还是雇佣的洋员,必须把自己的国籍、职衔、姓名报给日方,一并总数,以便分别遣还；文武官员发誓今后不再参与军事之事；刘公岛的一切器械集中一处,岛上兵士由日军护送返回威海卫；个人的私有物品全部由个人带走,所有军器悉数留岛,不得带走；老幼妇残愿意离岛者,乘坐清船自行离去；运载丁汝昌灵柩的“康济舰”不在收降之列,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撤退。最后一条是清朝军队如有违反,日军必仍开炮,本协约即刻作废。
　　《威海降约》不是清王朝与日本政府层面的协约,而是交战双方指挥官临阵处置方案,《威海降约》无情地撕掉了北洋水师最显赫的一章,也写下了北洋水师屈辱的最后一页,从此成为清王朝惨遭列强凌辱的代名词。
　　其后还出现了一个被日本人极度嘲笑的所谓笑话。《威海降约》签后,牛昶昞致信日军总指挥伊东祐亨,感谢放行“康济舰”用以运载丁汝昌等人灵柩,同时提出将“广丙舰”一并返还。他提出的理由是,“广丙舰”属于广东海军,没有参加对日战斗,因为它是去年春季李鸿章调来用于检阅海军之用,阅毕未能及时返回广东,暂居北洋水师。同属广东海军的广甲、广乙两舰已被击沉,只剩下残舰“广丙舰”了。广东海军无关今日两军战事,如若三艘炮舰无一返还,以何面目见广东总督。牛昶昞乞求:“愿贵官垂大恩,收其兵器铳炮,以虚舰交返,则感贵德无量。”牛昶昞的这种幼稚要求,当然遭到伊东祐亨的严词拒绝和斥骂、羞辱,他把这封信交由随军《朝日新闻》记者发表,即刻招致日本舆论的嘲讽,连李鸿章到日本媾和伊藤博文亦提起此事,李中堂颜面扫地。此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朝一些将官是多么愚蠢。
　　2月17日,清军兵士退到日军前哨线外,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一字排开进入威海卫港,宣布甲午战争除台湾军民抗争之外,以日军大胜清军而结束。下午4点,运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六具遗体,和雇佣的外国人搭乘“康济舰”向芝罘(今烟台)撤去。此时,刘公岛外,威海港内,北风呼号,汽笛哀鸣,渐隐渐去的夕阳下,清王朝的黄龙旗被日本人扯下,升起了日本旗。
　　其实就在距此并不遥远的1881年,清王朝从德国订购的定远舰和镇远舰,当时东方最强的战舰,驶达威海卫军港,并迫不及待地于1886年随北洋舰队到访朝鲜、海参崴以及日本的长崎。当时因为北洋海军实力强大,随军兵士耀武扬威,根本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上岸后与日本警察发生斗殴,以日本警局道歉而结束。1891年再次驶往长崎炫耀,日本上下羡慕不已,纷纷登舰参观。殊不知,就在北洋海军耀武扬威之时,日本发展壮大海军的步伐在不断加快,首先制订了1883年至1890年的八年扩军计划,提出通过抬高酿酒税、烟草税等税收实现每年750万日元的增收,满足每年300万日元的军舰制造费、每年150万日元的陆军兵员增加费。早在1884年日本海军内部已经有了与清开战的呼声。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局长桂太郎,在考察直隶等地后,制定了《斗清策案》,提出短期决战清国的构想,海军进攻福州,陆军三个师团在直隶登陆,进取京城。1887年再次制定《对清征讨策案》,提出制订五年海军发展计划,至足以与清海军对抗的程度。
　　需要特别指出,就在北洋水师浴血奋战的生死时刻,清王朝已决议与日媾和,并于2月1日派出张荫桓等人东渡日本,因级别太低被日方拒绝,最后不得不将李鸿章抬出,于2月17日决定派其赴日乞和。而这一天正是北洋水师放弃刘公岛、撤出威海港的那天。海陆军兵在前方卖命打仗,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却在幕后狗苟蝇营绞尽脑汁与敌媾和。《威海降约》既是耻辱的,也是孤悬海岛的清军将士求生保命不得已之选择,战事成败定局,这些残兵败将或许只有这一步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