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关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关注。在最近出齐的一套理想国M译丛“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中,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整合半个世纪以来的资料与研究,全景式剖析了纳粹政权崛起、统治和覆灭。
　　纳粹统治德国的时间虽只有十二年,却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理解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明白纳粹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并从中汲取教训,避免历史重演,时至今日依然必要。
　　□理查德·J·埃文斯

　　从第三帝国登场伊始,各类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就致力于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
　　持不同政见的流亡知识分子,比如康拉德·海登、恩斯特·弗伦克尔和弗朗茨·诺伊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对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分析,这些文本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们在指引研究方向上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在事后,第一次真正试图把第三帝国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思考的,是当时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于二战刚结束时的著述。迈内克将第三帝国的兴起主要归咎于德国自19世纪末以降对世界霸权的日益痴迷,这种痴迷始于俾斯麦,并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益加深。他认为,军国主义精神弥漫德国,使军队对政治局势拥有了遗患无穷的决定性影响力。德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工业实力,但这一成就是以牺牲更广的德育和文化教育、过分注重狭隘的技术教育为代价的。“我们当时在希特勒的工作中寻找‘积极因素’。”中上层阶级智识精英迈内克如是写道,然后又老老实实地加上一句,人们找到了他们认为满足时代需要的东西。
　　但结果证明那完全是错觉。长寿的一生足以使他在回首过去时,想起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以及统一后至第三帝国覆灭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迈内克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自1871年成立之时起就存在某种缺陷。
　　出版于1946年的迈内克回忆录具有重要价值,既在于他勇敢地反思了一生的政治信仰与抱负,也在于其反思的局限性。这场浩劫在他看来,正如其1946年回忆录的书名所称,是德国的浩劫,而不是犹太民族的浩劫、欧洲的浩劫或者世界的浩劫。同时,像德国历史学家长期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引起浩劫的主因在于外交和国际关系,而不在于社会、文化或经济因素。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多个国家都建立了残暴的独裁体制,德国的纳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趋势蔓延甚广,以致一位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称为“黑暗大陆”。这种现象转而引出了新的问题: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国历史?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广义的欧洲发展的产物?就其起源与统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纳粹与当时欧洲的其他独裁政权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
　　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
　　这种观点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相当精妙的阐述,然而,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性解释,它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它几乎忽略了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全然没有解释纳粹党徒为什么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现实中对犹太人倾注了如此恶毒的仇恨。鉴于第三帝国投入了可观的人力物力来迫害和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包括许多无疑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富有创造力、生活优裕,而且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本身就是资本家,因此很难理解纳粹主义的现象怎能归结为针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或者归结为企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恰恰是许许多多德国犹太人尽力维护的。
　　而且,如果说纳粹主义是随着帝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来临而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纳粹仅仅出现在德国,而没有出现于其他同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比如英国、比利时或美国?
　　历史学家总是很容易从1933年这个制高点来回顾德国历史,将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都解读为纳粹主义崛起与得势的夙因。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曲解,有些历史学家从德国思想家——比如18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或者16世纪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的言论中断章取义,用以阐释他们的论点,即蔑视其他民族、盲从本国权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当中。
　　然而,更加仔细地阅读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赫尔德宣扬以宽容的态度和同理心对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张则是坚守个人良知,捍卫反抗精神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权利。而且,尽管思想确实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总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这一点往往被那些笼统地谈论“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灵”的历史学家所遗忘。
　　另一种思潮所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在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们的无足轻重。德国人有时候被说成对政治缺乏真正的兴趣、从未适应平等交换意见的民主式政治辩论；然而在所有被用来解释1933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观念中,没有比“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更缺乏说服力的了。
　　这个概念多半出自小说家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作,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后来将它当作遁词,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对纳粹主义”这个不那么严重的罪名的批评,以免遭“支持纳粹主义”的谴责。
　　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断言,德国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即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转而在赚钱生财或者文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求慰藉。他们还断言,德国智识人士把效率与成功看得比道义与意识形态更重要。
　　然而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刚好相反。
　　从德国历史中为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崛起寻找一种解释,无疑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可能将整个过程视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事情都有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方向。纳粹主义的胜利,直到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都还远远不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也绝非历史的偶然。
　　有人认为,纳粹的上台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观点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甚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纳粹主义虽然远不是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它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特别符合德国人天性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传统以及发展方式。这些传统也许追溯不到马丁·路德那么远,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国历史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1871年俾斯麦领导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
　　因此,从这个时间点切入是合理的,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其1946年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寻找理由来解释纳粹为什么在德国统一60多年后得以上台,给德国、欧洲以及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德国人那里遇到的反对却如此之少。我们将从本书以及后面的两卷中看到,对这些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回答,涵盖了从1930年代初压垮德国的那场危机的本质,到纳粹攫取权力之后建立并巩固其统治的方式,在所有这些答案中斟酌取舍绝非易事。
　　(摘选自《第三帝国的到来》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