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这是)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费正清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时,提出朝贡体系这一概念。
　　所谓朝贡体系,指从公元前3世纪起,到19世纪末期,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采用的唯一制度方式。重点体现在:不干涉主义；文化吸引；强调“中心—外围”的差序；经济上“厚往薄来”；经常结盟；朝贡国在外交上地位不平等。
　　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同心圆结构:第一个是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第三个是外圈。这是一种无法适应现代国际秩序的传统解决方案,完全是道德至上的空想。
　　可问题是:中国古人真会如此愚不可及?
　　揆诸史实,文化作用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接受中华文化的藩属国,常对中原政权发起挑战；中原政权多次向周边政权称臣,完全意识到中华非唯一国家,在实际交往中,常承认外邦拥有对等权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朝贡国往往掌控着主动权。
　　显然,朝贡体系是创造出来的概念,只因西方学者无法理解:传统东方政府为何过分挑剔外交礼仪,宁可放弃实际利益。因此虚构出一个“怪物国家”:在那里,价值观彻底压倒了现实感,而这些价值观从不接受实践验证,只靠架空与误会,便能传承数千年。而加拿大学者王贞平的这本《多极亚洲中的唐朝》,则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有力地回击了这一虚构。
　　本书聚焦在唐朝,因唐高祖李渊长期向突厥称臣,唐朝与回纥、百济、渤海国等,都曾采取过对等外交,成为“以夷变夏”,而非“以夏变夷”。与此同时,唐朝在外交礼仪上同样挑剔,多次为此放弃实际利益……这种行为落差,引人深思。
　　其实,早在汉代,中原王朝便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外交思路。其一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从结果看,汉朝没有足够的资源彻底解决边境压力,即使完全占领对方的领土,也会陷入“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破之不可殄尽”的窘境。其二是“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建议吸纳异族内附,以夷制夷,结果引发“五胡乱华”,致中原近400年大战乱。
　　班固在《汉书》中,对这两种思路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战争、和平均不足恃,面对外部压力,不存在一劳永逸,必须“常备不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羁縻”的概念。换言之,华是华,夷是夷,彼此长期存在,谁也改变不了谁。只能通过“有限战争”和“有限和平”,长期周旋。“羁縻之义,礼无不答”,礼不再只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争取现实利益的工具。唐代推行羁縻州,就是在践行班固的外交思路。
　　唐朝初期,高句丽对东北亚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唐朝下决心武力解决。其间,对方几次来长安朝贡,唐朝均未拒绝,对方也未因唐朝的高规格接待,而放弃备战。可见,朝贡并不是贸易、接受藩属地位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取得胜利,唐朝曾在百济、新罗间反复犹豫,二者均与唐朝有朝贡关系,新罗与日本有朝贡关系,而日本与唐朝又有朝贡关系。通过复杂的朝贡往来,唐朝终于摸清了各方底牌。白江口一战,唐朝拿到东北亚秩序的主导权。然而,因西部吃紧,唐朝不得不从东部调走20万大军,承认了百济的地位。但在让步的同时,唐朝又转头去扶持渤海国,以防百济进犯。
　　唐朝的外交呈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特色,这不仅体现在东线,也体现在西线。
　　唐高祖李渊向突厥称臣后,全力经营中原,突厥意识到李渊实力正在增强,几次与其对手结盟,几乎攻下李渊的根据地太原。唐朝建立后,突厥又多次冲击都城长安,唐朝却未放弃双方的朝贡关系。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唐朝从初期单方面的赔钱、和亲,到后期转用朝贡关系来制约对手,直到突厥崩溃。
　　唐高宗时,因兵力、财力不足,一度放弃安西四镇,但东线稳定后,唐朝又利用复杂的朝贡体系,重获西线主动权。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利用回纥骑兵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回纥不断劫掠,让唐朝头痛不已。利用朝贡体系,唐朝成功地将西线的主要对手吐蕃引向回纥,随着后者被灭、前者实力受损,唐朝在西线几乎恢复了最鼎盛时期的局面。
　　可见,朝贡体系绝不是空洞的道德构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博弈。唐朝的每次胜利,都源于对朝贡体系的正确运用,而每次失败,都源于皇帝出于个人偏好,对其正常操作进行了干扰。唐朝从没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而是承认多极,并在多极中努力保持平衡,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彼此皆以邻为壑,冲突不断；而在朝贡体系下,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有利于发展正常的商业、文化交流。
　　唐人认为,传统外交强调的“德义”,关键在“义”,“义”即“宜”,双方都满意,愿意长期遵守,便是最好的外交,而非绝对的道德原则。由此审视朝贡体制,就会发现,历史还有更丰富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