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专家评述“南方谈话”—— |
| 下一个20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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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1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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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  | 吴松营,邓小平深圳南巡期间全程记录者之一,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 曲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 |  | 冯苏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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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海
“南方谈话”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年,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不管是当年“南方谈话”的见证者,还是致力于现实研究的知识阶层,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与当年不同,今天的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一月的深圳,惠风和畅。莲花山顶上的邓小平雕像对外地游客依然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个疾步向前的形象时刻让人感受到要“敢闯”的精神感召。
邓小平当年是1月19日到的深圳,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彭立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刚好20年了,我得赶快呼吁深圳方面进行相关的纪念座谈。”彭立勋觉得纪念活动也是找个机会对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反思。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止了“姓社姓资”的争论,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不争论的阶段,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邓小平当年的讲话高屋建瓴,现在也有很多改革措施出台,高度都不如小平当年。”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告诉本报记者,这种“焦虑的情绪一直在弥漫”,更为遗憾的是,“现在大家普遍缺少思想了,包括知识精英,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自嘲”背后始终绕不开一个话题:“南方谈话”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年,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不管是当年“南方谈话”的见证者,还是致力于现实研究的知识阶层,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与当年不同,今天的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没有闯劲儿了,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
对改革的焦虑让人欲言又止,但焦虑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症候。“我认同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说的,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走向共和,但带来了一种多动症,改革的多动症,不断地改革、折腾,但却没有高屋建瓴的看法。”冯苏宝说。
不过“南方谈话”不一样,冯苏宝觉得除了领导人的魄力,谈话里头提出的整个社会构架都是高屋建瓴的。“我们研究中国模式,发现邓小平的精髓有两点:其一,他用的是曾被批判过的话,如搞调和论、不坚持原则,而他恰恰是讲调和,这是种折中主义,比如姓“资”姓“社”我不管,只讲发展生产力。其二,他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了,不管政治如何,经济可以单独发展。”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头脑也很灵活。”但让冯苏宝感到焦虑的是,现在谈论问题往往缺乏宏观的高度,“一些问题谈得很专业,完了之后,发现一点意思也没有,有些还没看清楚。”
方向感的缺失让人苦恼,而现实中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直接照搬或学习。当年讲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吴松营说,“特区的精神是敢‘闯’,没有闯劲儿了,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
与邓小平当年的振臂一呼相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现在的改革需要的仍然是顶层设计,“真实的问题在于改革的导向问题,改革缺乏共识,也没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而要达到这种共识,取决于改革能不能在实现大多数人利益上有重大突破。”
以深圳为例,冯苏宝说,“深圳改革的辉煌在南巡之前,南巡之后大概又持续了五年,再以后的改革就不再那么大刀阔斧了。”
涉及具体领域的改革常有,但涉及社会构架的清晰的改革思路已很少见。在深圳市政府法制办的一次会议上,就特区立法,冯苏宝尖锐地批评:“现在我们用特区立法这个权,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手笔,伤筋动骨的,比如行政体制改革,这方面基本上没有考虑。”
“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
曲建直观的感受是,改革变得平稳了。曲建是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同时也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
曲建对本报记者说,“20年了,就像盖一座大厦,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了,现在是内部装修阶段,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天两三层楼地飞速增长,现在是一点一点地完善。”
他不认为改革陷入了泥淖,“以前是穷,穷则思变,现在人富了,改革的动力就变弱了。”
吴松营说这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在作祟,“他们只想寻找既稳妥又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发展方式,没有冒险的要求了,也就没有探索的动力了。”
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在冯苏宝看来却不是大问题,“现在要解决的还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方向确立了,协调这些人的诉求只是个技术问题。”
今日改革的难度自然非当年一穷二白时可比,“今天的深圳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不可同日而语,船大难掉头,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曲建说。
吴松营承认,深圳发展到现在,再有大发展也不容易,“但这时更需要有敢闯的精神,为全国的改革探路,但却没有。”
“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开放曾经被当做促进改革的比较稳妥的路径。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对外开放是为了促进对内的改革。经济的发展迟早会触及社会构架方面的问题,这种倒逼机制曾经不断地推进体制的革新。通过开放,比如学习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做法,中国内地在改革上得到了很多借鉴。
现在,吴松营觉得“已经基本没有开放的问题了,剩下的只是改革的问题”。
但曲建在几年前重新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因为单一的改革阻力很大,方向也不明确,怎么能在不清晰中寻找方向、怎么调整利益,仍然需要开放,引入竞争者,把国际上好的管理办法引进来,促进国内的改革。”
尽管现在连内陆城市都高度开放了,但曲建认为开放的路子还有很长一段要走,“许多领域,如垄断行业、金融等,都还没有开放。垄断行业的破除,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不过,以开放促改革并非按部就班,迟福林认为,“开放促改革是过去20年发展的基本路径,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大经济体,整个制度安排能不能与中国的开放程度相一致是个问题,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利率的市场化。相比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来促进开放更为迫切,有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经济上更大的开放,中国才能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国转变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主导国。”
“深圳要在产业上转型升级”
在经济发展上,冯苏宝主张由现在的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这是一个目标。
“开放型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在冯苏宝看来,开放型经济类似于世界上的自由港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实现贸易、金融自由、投资自由、运输自由。
曲建为深圳特区的转型进行了谋划,方向很清晰,“深圳成熟的市场经济至今是内陆城市所羡慕的,下一步它要在产业上实现转型升级,与发达国际经济体同步,在城市功能上向国际化城市看齐,人口管理实现一体化、社会管理实现一元化,一旦完成了这个华丽的转身,它就为内陆城市下一个20年的发展寻找到了途径。”
不过变革依然面临不少困难,迟福林将之称为改革“进入了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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