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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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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海
齐鲁晚报:邓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年了,中国经济在此间持续高速发展,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
迟福林:“南方谈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当时,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如何看待市场经济,还存在很多争论,社会上“左”的思潮很盛。“南方谈话”谈到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改革才能有出路,这大大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说中国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撤,允许先行先试,要大胆。至于改革开放的突破点在哪儿,他提出来了,就是市场经济。我在1991年的时候还发表了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当时有争论,但“南方谈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对此,“南方谈话”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齐鲁晚报:2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是否又到了新一轮改革的节点上?
迟福林: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问题。“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这比当初的改革更具复杂性,改变这种现状仍需在改革中寻求出路,寻求办法。
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二是做大了经济总量。但今后20年是如何公平可持续发展的20年,这是后20年的目标,也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二次转型与改革可以概括为20个字: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这是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任务、新战略。
齐鲁晚报:“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经济改革上首先取得了突破,现在再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会忽略社会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
迟福林:中国现在仍然是个发展和转型的大国,发展处在关键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符合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
不过现在需要改革,经济要转型、社会要转型、政府职能也要转型,在转型中寻找出路,只有解决好现在的矛盾才能给发展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解决好贫富差距,走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会给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和动力,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保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和企业的事情,政府需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因为只有政府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思路并转变职能,提供经济型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制度保障,如果不转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很难做到。
齐鲁晚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还能为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哪些遗产?
迟福林:诸如继续解放思想才有出路,坚定地把改革当成发展的动力,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尽快创造条件走向共同富裕,把改革创新的任务尽快推上来,这些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发展仍然有指导意义。
齐鲁晚报:与20年前相比,现在进行改革是不是更难了?
迟福林:现在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利益关系的协调。小平南巡20年来,做大了经济总量,但贫富差距也被拉大了,改革面临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最突出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的形成,既得利益者的形成是阻碍改革的主要因素,他们既不想回到计划经济,也不愿再推进改革。对他们来说,保持现状最好不过。
现在的改革也需要新的方向,比如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推进劳资谈判,改革财税体制,首先需要确定改革的大导向。
目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贫富差距、利益调整等问题,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转型上。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坚定改革决心,形成改革魄力,务实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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