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有个叫古弼的尚书令,因为他敢于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较真,后来的《资治通鉴》为他记下了光彩的一笔,称他是敢于向帝王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并记下了他的格言——“为国远虑,虽死何伤!”
仔细翻阅史料,主要的就是太武帝拓跋焘打猎的事。因在狩猎中,太武帝发现自己带的马匹不能适应狩猎的需要,于是给古弼发了指令,让他把能跑能奔的好马送到猎场。按常规,帝王的指令必须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不允许打半点折扣的,可这个古弼恰恰来了个软磨硬扛,不仅不挑精壮的马,反而“悉以弱者给之”,就是把那退役的弱马送给了拓跋焘。正在狩猎兴头上的太武帝,等候的是良骥,以扬威猎场,享受逐猎之乐,看到送来的驽马,怎能不暴跳如雷?古弼头颅上尖下圆,像毛笔的笔尖,太武帝给他取绰号叫“笔头”,生气时叫他“尖头奴”。当时,在气头上的太武帝大骂要“先斩此奴”。在皇帝即国家的封建时代,古弼的行为已构成了欺君之罪,实属“杀无赦”之列,而这个罪完全是古弼自己有意违犯的。帝王的指令非常清楚,要的就是好马,难道古弼连好孬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犯。因为那个时代,主要靠的是人力、马力,拥有了大量好马,意味着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优势。马力既是经济实力,又是军事实力。打猎靠好马追逐猎物,打仗靠好马追杀敌人。古弼正是基于对马的作用的认识,才敢于同“一把手”对着干。所以,当拓跋焘的“雷语”从狩猎场上传回来时,古弼身边的人都吓破了胆,唯有古弼泰然自若。他对下属的官员说:“我为人臣,不让皇上迷恋游猎,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我的；如果朝廷不能做到有备无患,使国家缺乏国防所需,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北边有强国骚扰我国边境,我想把肥壮的马留给军队使用,挑选老弱的瘦马给皇上打猎,这是为国家安危而深谋远虑。即使为此死了,又有何妨?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责任在我,要死也是我去死,大家用不着忧虑了。”已经把自己为何违抗太武帝的指令,说得清清楚楚。
正像史书所称道的,古弼不怕得罪皇帝,他在“为国远虑”。可我觉得古弼过于陶醉于自己的美好愿望,似乎在北魏,只有他古弼才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利益着想。我觉得这倒是古弼借机为自己自编自导了一幕“秀”剧。拓跋焘作为皇帝,是北魏的一把手,又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帝王,有勇有谋,治国有方。古弼作为尚书令,整天在皇帝身边工作,对皇帝的能力、人品了解得最多,知道得也最多。况且拓跋焘并非玩物丧志之人,北魏版图的扩大和政权的巩固,在位二十九年的拓跋焘起了决定作用,可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古弼所处的这个时期,正是北魏最为强盛的时期。如果不是古弼有意作秀,即使把最好的马送给拓跋焘狩猎,也不会影响到军备。狩猎能用几匹马?狩猎又能狩几天?不用说北魏那时的势力强大,就是处于一般的国力,皇帝用几匹马狩猎也用不着如此小题大做。打完猎后,马不是照常用来保家卫国吗?正是因为古弼要借太武帝调换好马指令的机会,自编自导以瘦马代壮马的“作秀”之剧,才能使他说出那样让皇帝和史上文人感动的“道白”来。试想,如果不利用这样的机会,古弼到哪里去述说自己的衷肠呢?拓跋焘被蒙了,史书的撰稿人也被他蒙了。拓跋焘最终不仅没有怪罪古弼,还对其言行大加赞赏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随即“赐衣一裘,马二匹,鹿十头”。看看古弼这个“秀”作得是多么有价值。
如果说古弼有意作秀是冤屈了他,那么,我们不妨再晒一晒他的忠心。按他的说法,他是在“为国远虑”,而拓跋焘执政的那个时代,最值得远虑的并不是边境的安危,而是世家大族势力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地方上有着特殊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形成了所谓的宗主豪强,与北魏政权相抗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拓跋焘去世,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才引起朝廷的重视。如果古弼真正有远虑,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为太武帝出点好主意,况且这些宗主豪强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又恰恰出在这个时期。当然了,我们无法苛求古人,但我们也不能被历史上这些善于作秀的官僚们所蒙蔽。写到这里,此事似乎是拓跋焘与古弼两人在演“双簧”,作为一世英明的拓跋焘,不可能看不出古弼是在“作秀”。但恰如燕昭王重金买千里马枯骨的故事一样,拓跋焘嘉奖古弼的意图,其中大有深意:招贤纳谏,非令主而何?古弼作秀是个小“秀”,而让拓跋焘借机作了一把大“秀”。为国远虑的人首先应当是一国之君,国君没有远虑,那国必有近忧。作为国之臣子,应当做好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是两眼只盯着帝王的一言一行。这或许就是古人的思维定势,似乎只有从皇帝那里找点缘由,才能引起史官的注意,从而与青史结缘,留下美名。古弼在这方面称得上有识之士。怪不得史学家们把古弼捧上了天,说他敢于与皇帝较真,那是需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胆略的。
由此不得不问:千秋功过该由谁来评说?是史官还是众多后来人?这正是自古至今的一个难题,一个无休止地争来论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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