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书上看到,齐国相国晏子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工作人员,他的职责是给晏子驾车,史上没记载他的名字,只称他为车夫。能给齐国相国驾车,在这位车夫看来,是十分荣耀的工作,与其他车夫相比较,自己又不知高出多少倍。相国的车夫,因为服务的主子是高官,自我感觉似乎也飙升了。于是,他不是认真去对待工作,而是在努力表现自己。晏子没有发现车夫的异常,可车夫的妻子却深有感受。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但略加分析,即可得知车夫肯定是在妻子面前有异样的表现,或说话的腔调有变化,或走路的姿势与过去不同。不然,他的妻子不会窥视他驾车时的神态。一次,车夫为晏子驾车,妻子躲在暗处观察车夫的一举一动,果然是傲气得很。只见他昂首挺身,高高地坐在车上,头顶上还遮着大伞。这位车夫本来身材就高大,又这么装模作样,使那本来就矮小的相国晏子,显得更加矮小。似乎车里应该坐的不是相国,而是这位车夫。
车夫虽然处在极度的陶醉中,可晏子是坐在车上思考齐国的大事,没有对车夫指点一二。车夫的妻子对此事却认真起来,对陶醉中的车夫击了一猛掌。当这位车夫回到家里时,妻子便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车夫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便以诧异的眼神看着妻子,等待妻子陈说理由。于是,妻子将车夫自从为相国驾车后的表现一一说给丈夫听。车夫妻子说,人家晏子身材矮小,身居相国之位,其名声显赫于诸侯,作为一介车夫,理应把车驾好,没有理由去表现自己。为相国驾车是车夫,为他人驾车同样也是车夫,本来吃的就是驾车的饭,没有什么值得神气的,更没有必要去装模作样,故意卖弄。这样的离婚理由可能只有车夫的妻子才能提出,不仅让车夫服气,就是现代人看了,也会由衷地佩服这位家庭妇女的洞察力。这位车夫的妻子应当在中国妇女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只是车夫的家属,其眼光、其境界却不是一般的人能与之相比的。这是位真正的贤内助,更是一位“廉内助”,其见识非同一般。陶醉的车夫被爱妻的一席话猛然惊醒过来,从此,他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懂得了如何做人处事了。
这位车夫,只是在为相国驾车的过程中突出了一下自己的高傲,虽然有点狐假虎威的表现,但还没有打着晏相国的旗号为自己或他人办私事。如果说这位车夫有异常的话,那只是刚刚处在萌芽状态便被贤妻发现,进行耐心说教,使车夫幡然醒悟。假如他妻子听之任之,或者是全力支持,车夫就有可能做出更多利己利家的事来。如,打着晏子相国的旗号,将自己的亲戚朋友调进齐国有关部门工作,或者为别人的升迁提供些帮助,或为强取豪夺的人打赢无理的官司,或在齐都城内的黄金地段开个店铺,经营“齐纨鲁缟”,诸如此类的事情车夫都没有去做,也没有来得及去做,便被妻子的良言制止住,不仅使他再没有不良表现,反而使他变得谦虚谨慎,所作所为都与车夫的角色一致。但是,这样的妻子,别说在两千年前难以找到,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官多大奴多大,王府的奴才还是七品官。这是封建时代老百姓对那些在官员身边工作人员的看法。这不是说身在官位的主人有多么大的权力,而是说为官员服务的奴才,是多么的神气。在那个时代,高官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把自己视为主人的替身,主人的地位有多高,工作人员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多高的位子上,说话处事,俨然就是个高官。久而久之,这一种人便成了官场滋生出的异类,他们往往打着为官者的旗号,责令下属办这办那,作为下属并不了解那要办的事情,是出自为官者之口,还是出自工作人员之口,不便问也不敢问,长此以往,这帮人便成了不能轻易怠慢的上司,人称“二把手”或“影子主人”。主人的形象逐渐被这些人败坏。为官者的形象越糟,威信越下降,这部分人的作用越大。因为,一批巴结为官者的下属渐渐都向这部分人靠拢。既然买官的买到了,违法的没事了,如此说来靠上他们,就等于进了官帽厂,任其挑选；靠上他们就等于找到了保护伞,任其胡作非为。历史上不少朝代的朝政被宦官把持,致使天下大乱,最终造成国破家亡,就是因为皇上被身边工作人员毁坏了声誉,破坏了朝纲,使奸佞得宠,忠臣失势,危害可谓大矣!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就是典型的代表。遗憾的是,在那长达几千年的人治社会里,这部分人总有市场。而且,不管名称改得怎么动听,只要为官者身边需要工作人员,就有像车夫这样的人,更有像李莲英那样的人。
看来,如何使用这部分人,管好这部分人,是当权者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但愿更多的工作人员的妻子能像车夫的妻子那样明白。
“身边人”,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为官者的政治命运。作为高官,必须时时警惕被自己的家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打倒”、“绑架”。而要不被打倒,则需要做到: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攀亲不为亲撑腰。为官者对此应保持清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