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当时，他人地生疏，不知工作从何处入手。虽然北京的李大钊之名早已如雷贯耳，但苦于无缘相识，更没有机会切入“正题”，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北大俄文系一位俄籍教员柏伟烈在和维经斯基的交往中获悉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自告奋勇地将维经斯基引见到了李大钊那里。这样，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维经斯基很快顺利地与李大钊会面了。

    在那段时间里，维经斯基成了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常客。他和李大钊在那里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没有任何的记录，只能根据后来的情况进行推测。

    一方面，可能是在谈论如何尽快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发表了很多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来介绍十月革命，而维经斯基作为苏俄的代表与李大钊进行多次谈话，可能涉及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中国当前的状况，他对当前中国情况的看法等内容。

    另一种可能就是李大钊和维经斯基仅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如何建党的问题，因为当时维经斯基是以俄国记者的身份会见李大钊的，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可能就是一个俄国记者与一个对俄国革命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谈话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个当时比较敏感的深度话题。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当时还请维经斯基到北大图书馆作了一场讲座。

    维经斯基来华之前，《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已经公布并早已传至中国。苏俄政府在宣言中声明：“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等。

    这一石破天惊的宣言，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举国为之振奋，中国学生界和文化团体以及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人物都纷纷发表言论支持苏俄，赞颂苏俄。维经斯基在这种情况下来华，可以想象他作为苏俄的来华使者所受到的欢迎。当然，维经斯基会向中国介绍俄国的状况和革命的前途，也会谈到制定和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推测出维经斯基只要是与李大钊进行了接触就一定会谈到苏俄，谈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这也是后人对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接触的一些推测而已。

    由于当时北京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李大钊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一行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大概已经是4月末。他们在上海所立足的地方是俄语报纸《上海生活》社，就是最早刊登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机关报，与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在同一座楼内，这就方便了维经斯基一行人在上海的活动。

    维经斯基在上海安下营盘以后，立刻成立了专门的共产国际的驻华机关———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同时，与上海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集有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中国各城市的情报。在上海这段时间里，陈独秀自然是维经斯基最关注的对象。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无费功夫”，如今维经斯基居然不请自来，对陈独秀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并鼓励陈独秀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组织。在维经斯基的鼓动下，早有此意的陈独秀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信心倍增。从这时起，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切入“正题”，经常在一起商讨讨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各个细节问题，两人还共同起草了党纲草案。 

    除了陈独秀以外，维经斯基还接触了很多汇聚在上海的进步人士和进步团体，包括孙中山以及《星期评论》杂志的李汉俊、戴季陶等社会主义者，还有在《觉悟》上连篇累牍地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等，另外还有中华工业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使得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与陈独秀的多次接触和会谈，使他决定加快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