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坐高铁进北京,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这是早些年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35年前,我领着孩子搭卡车去北京的经历,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黄杏林
1977年,刚放暑假,表哥来电话说,他们厂明天一早有大卡车去北京拉货,可以带人,问我想不想搭车去北京探亲。我正想去北京接妈妈和小儿子回来,苦于钱紧而无法成行呢,我还可以带上两个大孩子一块去了,这可是好事呀!我马上表态说:“去!”表哥问能否也带上他的儿子一起去,我欣然答应。就这样,一支由我率领的四人搭车进京团队就组建成行了。
为了凉快,第二天凌晨1点半就开车了。那时没有黄河大桥,来到黄河渡口,得排长队等候轮渡。听说车上的人要下车乘渡船,于是,我们四人也都下车了。等我们要上轮渡时,司机说,你们不用下车,跟车一起上轮渡。
我们刚想再上车时,一个小伙子赶过来,求司机同意他搭车去北临邑。司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正组织孩子们往卡车上爬时,旁边一个人拉了我一下,悄声对我说:“你小心着点,搭车的那个人是个小偷。”这一句话,吓了我一跳。司机已进驾驶室,我也无法告诉他,只好硬着头皮,先照顾孩子们上了车。
趁小偷还在车下和人说话的空,我把他的身份小声告诉了三个孩子,让孩子们警惕一点。为了防范,我把我的手表撸到小女儿的上臂,又把长柄雨伞递给两个男孩当防身武器。小偷上车了,他贴着卡车后挡板和我们对着面坐下,大家也没说话。3点多,车才上了渡船。等下了轮渡,上了公路,又没路灯,到处黑黢黢的,我们的心揪得更紧了。直到天有点蒙蒙亮,才终于到了临邑城。还好,车一停,小偷就下车了,我那颗悬着的心呀,也就一下子落了地。谢天谢地,这小偷总算老实了一回。
夏日的拂晓,小风阵阵,满心清爽。警报解除,我和孩子们身心这么一放松,顿觉困乏难忍,四个人相继睡着了。等醒来时,已是烈日当空。我们乘坐的卡车没有帆布篷,四个人顶着中伏天那火辣辣的太阳,没遮没挡地晒个正着。开始,打着伞还能凑合,可到了中午,日头越来越毒,阳光就像要喷出火一样,把我们坐的铁板烤得像热锅一样烫,甭说坐,连站都没法站了。万般无奈,我们只能站在随身带的包裹上,这才算是找到了立足之地。只半天的工夫,孩子们个个都晒成了“红孩子”,这回可真领教了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滋味了。
下午1点来钟,我们到了天津附近的静海,准备过海河。听说这两天海河水大,快把桥淹没了,为安全过往车辆只能轮流单行过桥,所以公路上车堵得水泄不通。直到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停车吃饭。停车的地方,是个小集镇。我们娘儿四个坐在树荫下,吃着自己烙的油饼和自己炒的水腌疙瘩丝儿,这顿饭,别提吃得有多么香甜,多么知足了。
等到4点多,才轮到我们过桥。站在大卡车上,一望桥两边那浩渺壮阔的海河水,黄水滚滚,浊浪滔天,倒还真有几分磅礴的气势。
本来从天津到北京汽车一般跑两个多小时就能到,可因为司机不熟路绕了道,我们一直到晚7点半才进北京。屈指一算,我们整整用了17个小时。在北京电报大楼门前下车后,谢别了司机师傅,我们四人便手提行囊,一个个灰头土脸,拖着沉重的双脚,往天安门方向走去。来到红墙下,我给孩子们整了整头发和衣服,尽管这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我们的心情依然是激动和自豪的,毕竟我们来到了心中向往的首都,毕竟我们来到了北京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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