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幕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五·二零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57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来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而李作鹏戴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公开化。

    因为从五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