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征集碑刻史料时，曾见过两块禁赌碑，感慨颇多。赌博之害，由来已久，虽朝代更替，此风不绝。我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相传出于夏朝末期乌曹之手。乌曹乃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大臣。由此可见，赌博游戏在我国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了。《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一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

    在章丘境内，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赌博尤甚。至清朝中晚期，赌风愈演愈烈，贻害无穷。赌风一盛，淳朴的民风不再，鸡鸣狗盗之事蜂起，社会秩序破坏殆尽。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屡起禁伐之声。于是地方乡贤及有识之士拍案而起，或联名上书官衙，痛陈聚赌之害，由官府批示谕禁，以端风化；或村民联名同立禁碑，以儆效尤。在章丘已发掘的两块清朝禁赌碑，就是当时民间禁赌之物证。此二碑分别为道光十三年（1833）北明庄禁赌碑和光绪九年大寨禁赌碑。

    从这两块禁赌碑碑文来看，其内容至少可见四点：一、赌博危害之烈。素有民风淳朴的乡村，由于赌棍麇集，劣迹频闻，以致风俗大变，禁赌已势在必行。二、禁赌民心之齐。立碑同人为全庄人，可谓同仇敌忾，群起攻之，足见禁赌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三、查办赌徒之严。只有查实严究，才能震慑顽劣。禁令规定，不论窝赌窝贼，将一网打尽，并将房产充公。这样擒首端窝，可谓治标治本。四、禁赌决心之坚。首事同人不仅召集村民广为宣传，还立碑永久警示，并从严约束，如有违禁，不得循情宽宥，“无论亲眷厚薄，均罚京钱”，表明禁赌之决心，坚不可摧。

    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有鉴于明亡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励精图治。康熙、雍正两朝都严禁赌博。康熙“莅位之初，即用为大禁。”“由是斗狠酗博之羌民，屏息而不敢出，内则五城衙巷市井之贼日稀，外则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遭劫盗，田畴益治，并里宴眠。”

    近二百年前禁赌的两块古碑，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段社情历史的记述，更重要的是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鉴，匡正祛邪。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其意义似乎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