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文鹏

    齐鲁晚报：菏泽在“一把手”电话公开方面，是否有改进空间？

    秦庆武：“一把手”电话公开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政府转型。电话并不一定要由“一把手”接听，可以安排专人负责接听，并进行详细记录，及时向领导汇报进行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渠道畅通，“一把手”直接接听电话也只是个形式，如果渠道畅通了，谁接电话并不重要。

    齐鲁晚报：“一把手”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宏观决策上来？

    秦庆武：各部门“一把手”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宏观决策层面，而不是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更不是提供政策咨询。接听电话不一定需要领导亲自去做，通过安排专人负责，或许能做得更好，这样做就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但前提是领导必须重视电话接听的情况，能及时获取有关信息，如果有电话反映紧急重大的问题，“一把手”应该能随时了解，并能直接与打电话者联系通话。

    齐鲁晚报：“一把手”电话公开是否应该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秦庆武：我认为，“一把手”电话公开是一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在政府包打天下的大背景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遇到麻烦就找“一把手”，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特色，而法治社会解决问题的特点，则是更多地依靠制度。在健全的制度安排下，老百姓根本不需要去找领导，通过正常的渠道完全能顺利解决问题。“一把手”电话的繁忙，恰恰反映了当前制度的落后，当前更应该做的就是健全制度，打通问题解决的正常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