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两年三次公布市直机关部门“一把手”电话，对治理“机关病”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在三次“被公布”后，“一把手”的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对于那些电话“无法接通”或更换了手机号码的“一把手”而言，这种“抵触”背后，又包含了哪些无奈？

    酒桌上的相互“关心”

    “老李，你今天接了多少个电话？昨天夜里，有没有人给你打？”2008年，菏泽市直单位“一把手”电话公开之初，酒桌上，“一把手”们凑在一起，经常这样互相“关心”。

    王道文是菏泽市纠风办的“一把手”，这个岗位，让他接到的电话各种各样。“有涉农政策咨询的，也有反映家庭矛盾纠纷的，甚至有的门前积水也给我打电话。”

    出于安全性考虑，有的当事人不愿白天打“一把手”的电话。有一位“一把手”曾在凌晨一点多接到一个电话，手机响起的时候，这位“一把手”与家人吓了一跳。在弄清打电话人的意图后，这位“一把手”感到问题比较重要，拿着电话走到客厅，这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

    有着6000余人的菏泽市工商系统，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系统。谈到电话刚公开时的情景，菏泽市工商局长杜学杰坦承，每天接三四十个电话，让他感到工作压力骤然增加。

    “打着各种旗号推销书的、卖礼品的垃圾电话，占了五分之一。”这些垃圾电话很牵扯杜学杰的精力。“就电话内容来说，咨询电话占了绝大部分。”作为“一把手”，杜学杰说，他必须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决策上。

    但杜学杰很快感受到公开电话的好处。“基层人员吃拿卡要，很难直接反映到我这里来。现在，有人给我一打电话我就知道了。”杜学杰说。

    对于这种“被公布”后意想不到的收效，菏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张涛深有同感。

    几年前，张涛被省质监局由淄博调往菏泽任职，最让他犯愁的不是系统人多、钱少问题，而是整个队伍观念作风如何转变。

    对此，菏泽市政府督察室副主任韩章民说：“说实话，很多单位，政府机关如果科长找局长，多半只会汇报喜事、好事。”这种“机关病”的后果是“一把手”很难了解基层情况。

    张涛的电话公开后，基层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与作风却明显发生了改观。“下面的人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只要有投诉电话打到我这来，就会进行查证，一旦核实清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接到举报电话时，张涛会顺带问问举报者为什么给他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因为你官大，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也更保密。”

    被收藏的电话表

    64岁的张传党是定陶县张湾镇张海村村民。2009年，他在《菏泽日报》上看到了刊发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公开电话，便将报纸收藏起来。

    今年5月，村里小麦补贴款迟迟没有发下来，村民多次找村委会协调未果。老张想到了他收藏的“一把手”公开电话，便翻开报纸，拨通了菏泽市农业局局长张刚强的电话。

    接到老张的来电反映后，张刚强马上督促生产科工作人员查处。工作人员调查发现，老张反映的情况属实。一个月后，老张顺利拿到补贴款。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拨通“一把手”的电话。今年3月初，网友“寒剑的哥”打算拨打菏泽市民政局长的电话反映问题，结果没有打通。“寒剑的哥”有些生气，于是就打了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的电话反映此事。结果第二天，民政局有关工作人员就给他打来电话解释。“虽然办不成事，好在有个好态度。”“寒剑的哥”发帖说。

    公开后“减压分流”

    菏泽三次公布“一把手”电话后，每次都有些“一把手”变更电话号码。

    记者对比了2009年与2008年的“一把手”电话，水利局、农机局与纠风办的“一把手”电话也由过去的小灵通变更成了手机号码。安监局、交通局、农业局、卫生局等六部门的“一把手”电话，由过去的“书记电话”，变成了“局长电话”。而公安局由原来的“局长电话”变成了“政委电话”。

    “公安局长另外身兼副市长的职务，可能觉得再公布他的不太合适。”一位知情者分析，“但其他各局都公布局长的，而不再是书记的，这里有市里一再要求的因素。”

    另外，除去机构调整，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有20个以上的“一把手”电话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坚持每年公布一次的一个重要原因。”韩章民说。他所在的督察室负责“一把手”电话公开的检查工作。

    “一把手”电话首次公开后，几天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公安、工商、质监、教育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陆续将各县区局长的电话进行了公开。一位“一把手”把这一招称为“分流减压法”。

    在把菏泽八县两区工商分局局长、基层工商所长等150余人的电话公布后，杜学杰每天接到的群众电话，很快就从三四十个减少到了三四个。“不把他们的电话公开，我的压力恐怕要大得多。”

    而在公布基层局长电话之前，菏泽市质监局局长张涛会经常把从电话中反映的问题转到下面去，一些情况一旦查证属实，就会直接影响各区县局的工作考核，为此各区县局长颇感压力，“他们不希望把问题捅到上面去，愿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因而这些基层干部对公布自己的电话非常积极。”张涛说。

    两次电话被公开后，菏泽市直部门的“一把手”对此已习以为常。一位“一把手”说：“今年电话公布后，我和其他几个局的‘一把手’在一起吃饭，大家谁都没提这件事了。”

    曝光前不看“黑名单”

    7月27日晚8点过后，菏泽市政府督察室中依然灯火通明，针对“一把手”电话接听情况的夜查正在进行。而在25天前，菏泽市刚刚第三次公布了市直各部门“一把手”的电话。参与此次夜查活动的当地媒体记者，逐一拨通了67位“一把手”的电话及其辅助电话。

    结果表明，发改委、安监局、统计局、煤炭局、盐务局等单位“一把手”电话未接；交通运输局、体育局、供销社、旅游局等部门“一把手”手机关机；卫生局、人防办两部门“一把手”电话无法接通。第二天，当地媒体就报道了上述检查结果。

    “如果换成你的话，你愿意把自己电话公开，让别人随时打吗？”一位被点了名的“一把手”这样说。

    对这些被曝光者的后续处理，基本限于“通报批评”，更为严重者，也只是“提交书面检查”。

    说到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韩章民笑着连连摇头，称这让他感到压力不小，因为平时彼此都太熟了。即便是联合媒体夜查，在媒体公布结果前，韩章民这个督察室副主任基本是不看“黑名单”的，“看了，反而惹麻烦；事先不看，就不存在照顾谁的问题了。”韩章民说。

    “有些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即便反映给‘一把手’，也解决不了。”菏泽市政府督察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比如涉及到下岗工人的一些问题，很多人不断给劳动局的“一把手”打电话，可有的问题因为牵扯政策问题，确实一时难以解决。

    而正是因种种“无奈”的存在，才时而会有“一把书”的电话“无法接通”，有的还选择了更换手机号码。

    “如果能通过‘一把手’电话的公布，最终推动各级部门工作作风转变、效率提高，把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并能形成机制坚持下去。作为一条沟通渠道，‘一把手’电话就可能‘备而不用’了。”当地一位“一把手”认为，这样，才是“一把手”电话公开的“最理想结果”。

    本报记者李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