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红杰

    大讲坛开始—小时二十分钟，迟福林的讲座结束了，听众意犹未尽。由于他要赶飞机，只能有两位听众提问。第—位听众发问后，后面的听众开始“抢问”。第二位听众发问后，听众仍然激情洋溢，主持人只好又追加了—位提问听众。

    大学生是否回农村，都应有制度安排

    听众:现在大学生地位非常尴尬，一上大学就“被城市化”了，但没有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继续当农民。他们毕业后想当农民的时候，身份已经转不回去了，也就是说，非农业户口想转农业户口根本转不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找一个解决方法?

    迟福林:有的大学生很想回农村，但也有人不想回去，不管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都应有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想留在城里的有城里的制度安排，想回到农村的有农村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需要在这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我想，在未来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大比例提高的前提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关键是适应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大学教育结构、专业结构需要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

    资本成为农村主体，将使中国面临灾难

    听众:齐鲁晚报曾经做过一个报道，在胶东的一个村庄里，已经没有50岁以下的农民，而且两年之内在当地也没有新生儿落户，请问，城市化如何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现在很多地方都实行“村改居”，让农民以土地换取福利的做法是否合理?

    迟福林:城市化本来是为农民公平公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口，但是我们有些地方，一拿土地换身份，二拿土地换社保。还有，在农村不顾省情国情，过多地鼓励支持资本下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农民进城应是自愿的选择，而不是以进城的身份来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权益。第二，以身份来换社保，更是一个不公平的选择。本来社会保障是底线公平、制度公平，为什么非要拿土地才能换得底线公平呢?比如说最低救济制度，这应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未来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水平上可以有差距，但是制度上应该统一。

    城市化给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一些倾向。如果在农村过于追求资本的效益，资本下乡的结果就是快速驱赶农民。

    资本起什么作用呢?在农业工业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有资本的作用，但如果资本取代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体，对于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灾难。我不久前从巴西回来，巴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资本过度下乡，然后把一些农民赶到了城里，成了现在突出的社会问题。

    经济领域要强势市场，公共领域要强势政府

    听众:我来自四川，四川灾后重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举国体制，使我们的灾后重建取得了伟大成绩。但刚才您提到，政府在经济领域不要起主导作用，这是不是相反的?

    迟福林:不是相反的，而是相一致。灾后重建属于什么性质?它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公共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是企业，主导是市场，政府是服务，而在公共领域，政府的主体作用、主导作用尤其要强调、尤其要强化。

    四川灾后重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这是我们体制上的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件事情绝对化，把政府的强势推到不应当推的市场领域。我们既可以集中力量在公共领域做好事，也可能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所以重要的是政府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哪些地方你是主导，哪些地方你是服务。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经济领域更多地发挥经济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公共社会领域更好地、更充分地加强和发挥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