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器兴盛于隋唐。随着隋朝科举的开始，隋唐文人阶层壮大，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纷纷涌现，且远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

    《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代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也有“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句。此处的“文房”，就已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

    及至宋代，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书，此书是首次提出“文房四宝”的典籍。而第—个将文玩作为—个整体概念编撰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他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还远不止这些。

    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文房清玩到了明代更加蓬勃。追求文玩蔚然成风。明初曹昭编写的《格古要论》，将文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之，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体现了明代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生活观。

    而后，清代文玩的繁荣，除了文人的精心追求外，更源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相关珍藏展览上，即可窥见—隅。